大暑第十二日，清河县的土地裂得能塞进拳头。林砚在粮秣房核对税银账，窗外的老槐树叶子蔫得卷成了筒，蝉鸣都带着哭腔。他的笔尖停在“李大户”名下的“实缴粮三十石”上，旁边朱笔批注着“已减三成”，墨迹被汗水晕染得有些模糊。
“林书吏，这账核完了吗？”孙福抱着一摞税单进来，粗布褂子后背洇着汗碱，“周县丞催着报灾年减税名册呢。”
林砚没答话，翻开李大户的租佃契约。契约上写着“每亩收租三斗，遇灾年减半”，可税单上分明记着“每亩实缴三斗”。他的指尖划过“已减三成”的批注，忽然觉得这四个字像块烧红的烙铁，烫得人生疼。
“孙大哥，”他压低声音，“李大户的租契上写着灾年减半，怎么税单上还是原数？”
孙福抹了把脸，把茶碗往桌上一墩：“林书吏新来的不懂，李大户说佃农缴的是税银，租子照收。”他凑近林砚，“自初七州府核查后，李大户就变着法儿地把减税三成吞了，还加收两成好处费。”
林砚的指甲掐进掌心。他想起第六十三章张家庄的王老汉，陶罐里的碎铜钱和补丁摞补丁的粗布褂子。“这是重复征税。”他说着，掏出牛皮小本，快速记录：“李大户私吞灾年减税三成，加收两成好处费，佃农每亩多缴五斗。”
正写着，周县丞进来了，手里捧着个青瓷茶盏，茶汤里浮着两片蔫了的龙井。“林砚，”他把茶盏往桌上一放，“李大户的税银账就按原数报，莫要多事。”
林砚抬头，看见周县丞鬓角的白发在阳光下泛着银光，忽然想起三年前自己初任粮秣吏时，周县丞教他“做账要留三分余地”。“周大人，”他指着税单，“朝廷减免三成赋税，是为了救百姓于水火，不是给乡绅中饱私囊的。”
周县丞的脸沉了下来：“林砚，你可知李大户是谁？他是知府大人的表亲！”他拿起税单，用朱笔把“已减三成”改成“实缴三十石”，“这是州府的意思，你莫要自找麻烦。”
林砚攥着小本，指甲在封皮上掐出了月牙形的凹痕。他知道，这不是李大户一个人的贪腐，而是整个南乡的毒瘤。但周县丞的话像根刺，提醒着他这潭水有多深。
两日后，林砚带着孙福下乡核查灾情。牛车碾过焦土，扬起的尘土落在粮册上，把“实缴”二字糊成了灰扑扑的一团。李家庄村口，一个穿灰布衫的年轻人突然冲出来，扑通跪在车前：“官爷救命！李大户说我家没受灾，要照收全租！”
林砚认出他是第六十五章染坊图册中提到的李家村佃农赵虎。“你家几亩地？”他下车扶起年轻人。
“五亩薄田，”赵虎抹着泪，掏出皱巴巴的地契，“去年刚娶媳妇，借了李大户的种子钱，利滚利要还二十石粮！”
林砚翻开地契，看见“遇灾年免息”的条款被朱砂划掉，旁边盖着李大户的红手印。他的指尖抚过那片刺眼的红色，忽然想起周县丞改税单时用的朱笔。
“朝廷减免三成赋税，你知道吗？”他问。
赵虎点头：“知道，可李大户说我家地里的裂缝不够宽，不算受灾！”他指着远处龟裂的农田，“您看，这地都能插进筷子了！”
林砚掏出小本，快速记录：“李家庄赵虎，租李大户五亩地，实缴粮十五石，谎称未受灾。”旁边画了个“灾”字，重重圈住。
孙福在一旁扯了扯他的袖子：“林书吏，李大户的佃户都不敢作证，咱还是……”
“我偏要让他们敢。”林砚打断他，从怀里掏出《减税条例》，“你去把佃农们叫来，我给他们看灾损标准。”
消息传开，晒谷场上渐渐聚满了人。林砚站在石碾上，展开泛黄的《灾损勘查细则》：“朝廷规定，土地裂缝超过三寸即为受灾，可减税三成！”他掏出随身携带的铜尺，“谁地里的裂缝够宽，我现场丈量！”
人群中响起窃窃私语。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颤巍巍地说：“官爷，我家地里的裂缝能塞进鸡蛋！”
林砚跟着她来到地头，用铜尺量出裂缝宽度：“三寸半，符合标准！”他在小本上记下：“王刘氏，三亩地，裂缝三寸半，应减税九斗。”
老妇人喜极而泣：“官爷，您这尺子可比李大户的心眼直啊！”
回县衙的路上，牛车碾过被晒化的柏油，发出黏腻的声响。孙福看着林砚新记录的小本，叹气：“林书吏，就算量出灾损，李大户不承认怎么办？”
林砚指了指怀里的《减税条例》：“按条例，灾损勘查需三方签字——佃农、里正、粮秣吏。”他掏出印泥盒，“明天起，每村选三个佃农代表，跟着我一起丈量。”
当晚，林砚在粮秣房绘制《南乡灾损分布图》，用蓝笔标注符合减税条件的地块。周县丞端着茶进来，看见图上密密麻麻的标记，眉头紧皱：“林砚，你这是要把李大户往死里得罪啊！”
林砚头也不抬：“周大人，这不是得罪人，是还百姓公道。”他指着图上标红的李家庄，“您看，李大户把二十个符合条件的佃农划进未受灾名单，私吞减税粮四十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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