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暑二十日，启蒙堂的窗棂被晨露打湿，林墨正踮脚往墙上贴《论语》章句。泛黄的纸页被风掀起边角，他伸手按住，指腹蹭过“学而时习之”的墨迹——这已是本月第三次修补这页纸，学生们翻得太勤，连纸缝都磨出了毛边。
“先生，”张小三举着半截木炭跑进来，小脸上沾着墨痕，“《为政》篇的‘吾十有五’，我爹说我写得比你贴的还齐整！”他把炭笔在石板上一划，歪歪扭扭的字迹透着认真。
林墨蹲下身帮他擦脸，目光扫过教室里的泥桌：二十个学生，共用五本《论语》，轮着翻都得掐着时辰。前几日教“里仁为美”，三个孩子凑看一页，争着指认哪个是“仁”字，闹得打翻了砚台。
“小三乖，”他揉了揉孩子的头，“等先生弄到新书，每人发一本。”话刚出口，喉间就发紧——府城书铺的掌柜上月就说“缺货”，这节骨眼上，哪去寻二十本《论语》？
傍晚收课时，林墨抱着磨损的课本往家走，路过粮秣房时，见林砚正趴在案前写着什么。窗台上晾着的砚台还在滴水，宣纸上“粮秣新法补遗”几个字力透纸背，旁边堆着半尺高的账册。
“三弟还在忙？”林墨把课本放在桌角，纸页与账册碰撞，发出窸窣的声响。
林砚抬头，眼里带着红血丝：“二哥来得正好，帮我看看这‘仓储核验流程’，有没有疏漏。”他忽然瞥见那几本卷了角的《论语》，“学生们还在用这些旧书？”
“府城书铺说断货了。”林墨摩挲着书脊上的破洞，“有两本缺了页，我只能凭着记忆补写。”
林砚沉默片刻，从怀里掏出封信：“我托府城书铺的朋友留意了，他说新到一批刻本，让我派人去取。”他把信推过去，“明日让大哥跑一趟，就说要二十本，最好是郑玄注的版本。”
林墨捏着信纸，指尖微微发颤。他知道，三弟的月俸大半贴补给了粮秣房的笔墨，这二十本书，怕是要动他攒了半年的积蓄。
第二日，林石赶着驴车从府城回来，驴背上捆着个沉甸甸的布包。他刚进清河镇，就直奔启蒙堂，把布包往桌上一放：“二哥，三弟要的书！”
布包解开的瞬间，油墨香混着檀木味漫开来。二十本《论语》码得齐整，蓝布封面上烫着暗金的“论语”二字，纸页雪白，连装订线都透着讲究。
“这得花多少钱？”林墨捧着书，指腹轻轻抚过光滑的封面。
“三弟说，”林石挠挠头，“钱不够就先赊着，他每月从俸银里扣。”他忽然想起什么，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书铺掌柜还送了盒朱砂，说让先生批改作业用。”
林墨望着那盒鲜红的朱砂，忽然想起林砚账册上的批注——三弟记粮账时，错一个数字都要用朱砂勾改，如今竟把这么金贵的东西送来了。
当晚，林墨挑着油灯给新书编号，刚写到“十三”，指尖忽然顿住。书页上“道千乘之国”的“乘”字，刻成了“禾”下加“北”，明显是刻工失误。他心里一沉，赶紧翻检其他本子，竟又找出两本有错字：一本把“孝悌”的“悌”刻成了“弟”，另一本“温故而知新”的“故”字少了一撇。
“这可怎么教？”林墨捏着有错字的书，额角渗出细汗。孩子们本就认不全字，照着错字学，岂不是误人子弟？
正焦躁时，门被轻轻推开，林砚提着灯笼走进来，灯笼穗子上还沾着夜露。“二哥还没睡？”他瞥见桌上的书，“孩子们见了新书，定是欢喜得紧。”
林墨把三本错字书推过去：“你看这‘乘’字，还有这‘悌’……”
林砚拿起书，指尖在错字上点了点，眉头渐渐蹙起。他转身从粮秣房取来自己批注的《税法》，又找出一管小狼毫，蘸了朱砂就在错字旁批注：“‘乘’应为‘禾’下‘北’加‘丿’，古指兵车”“‘悌’从‘心’，指敬爱兄长”，笔锋工整，比刻本还要清晰。
“三弟，这书……”林墨看着他认真的样子，忽然说不出话来。
“错了就得改。”林砚又在“故”字的缺笔处补了一撇，朱砂在白纸上格外醒目，“就像粮账上的错数，哪怕只错一文，也要勾改重记。”他把改好的书递给林墨，“明日教课时，把这些批注给孩子们讲清楚，也算让他们知道，读书做账一样，都容不得半分马虎。”
林墨接过书，见三弟连每个错字的出处都注得明明白白，甚至标了“《说文解字》卷六上”“《论语集解》卷一”，仿佛不是在改书，而是在批注一篇重要的公文。“你这较真劲，跟教书似的。”他笑着摇头，眼里却热了。
“教孩子们认对字，跟记对账是一个理。”林砚收拾着笔墨，“都是在心里种规矩。”
第二日清晨，启蒙堂的孩子们围着改好的新书雀跃不已。张小三举着那本补了“故”字一撇的书，大声念：“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他指着朱砂批注，“先生，这红笔字是林砚叔写的吗？跟他记粮账的记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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