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十八的月光,像层薄霜铺在粮秣房的窗台上。林砚解开缠在手腕上的蓝布带,露出里面裹着的三本小册——封面是用染坊的边角料糊的,靛蓝色的那本写着“税银”,土黄色的标着“地租”,最薄的米白色册子,封面上用朱砂点了个小小的“灾”字。
桌案上的油灯芯“噼啪”爆了个火星,映得册子上的字迹忽明忽暗。林砚捏起那本靛蓝色的“税银册”,指尖抚过边角磨损的纸页——这是他三年来攒下的“私账”,每一页都记着清河镇的税银流水,小到李大户多报的两匹布税,大到州府下拨的灾年减免银,一笔笔都用蝇头小楷写着,旁边还贴着拓印的税票存根。
“该归整了。”他从笔筒里抽出支狼毫,笔尖在砚台里蘸了蘸,墨汁是苏晚用染坊的残料调的,比寻常墨色偏青,写在纸上有种冷冽的清透。他翻开“税银册”第一页,上面记着三年前刚到粮秣房时的账:“道光六年冬,刘记布庄报布税十匹,实缴八匹,差两匹抵于张通判幕僚。”
那时他还是个跟着老文书打杂的小吏,看见刘员外的账房把两匹布往幕僚的驴车上搬,老文书只敢低头拨算盘,说“别多管闲事”。可他偏在袖中藏了张税票拓印,回来后凭着记忆记在小册上,纸页边缘至今还留着当时紧张得攥出的褶皱。
油灯的光晕里,林砚的笔尖在纸上游走。他把“税银”分为“官税”“私占”两类,官税栏里记着各县按规定缴纳的数目,一笔笔清清楚楚;私占栏里则用红笔标着“刘记布庄多报布税累计三十五匹”“李大户虚报田税七亩”“张通判幕僚私扣染坊税银十二两”,算到最后,红笔数字加起来竟有一千一百三十七两——足够清河镇所有佃农缴半年的税。
“原来这么多。”林砚的指尖停在“一千一百三十七两”上,墨色的数字在青灰色的纸页上,像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心头。他忽然想起去年冬,苏老爹拿着染坊的税票来粮秣房核对,票面上的“十二两”被改成了“十两”,周县丞只说“笔误”,如今看来,那二两怕是进了私囊。
他深吸口气,换了本土黄色的“地租册”。这本册子更厚些,里面夹着不少佃农的地契拓片,最旧的那张边角都脆了,是李老汉的——他家三亩地,每年要向地主缴两成租,可册子上记着“实缴三成”,多出的一成被地主以“看仓费”的名义扣了,李老汉的指印在拓片上洇得发黑,像是用力按了好几下。
“重复缴税的更要细算。”林砚从册子里抽出张泛黄的纸,是王老五去年的缴税单,上面盖着两个章,一个是粮秣房的,一个是地主私章。老文书当时说“地主代收是规矩”,可他查了账,王老五的税银在粮秣房记了一次,地主的账上又记了一次,等于一年缴了两次税。
他拿着算盘噼啪一算,三年来像王老五这样被重复收税的佃农,累计竟有二十七户,多缴的粮食加起来有三百一十四石——足够填满两个粮仓。最让他心惊的是,这些重复收的税,最后都记在了“乡绅捐粮”的名下,成了刘员外他们向上头邀功的资本。
窗外的风忽然紧了,吹得窗纸呜呜响。林砚下意识地把册子往怀里拢了拢,月光透过窗棂照进来,在“灾减册”的封面上投下道银亮的光。这本米白色的册子最薄,却最让他揪心——上面记着州府下拨的灾年减免粮,可真正到佃农手里的,连一半都不到。
“道光七年雪灾,州府拨减免粮五十石,实发二十一石,余二十九石入李大户仓。”他念着三年前的记录,笔尖在纸上顿了顿,墨点晕开个小圈。那年雪最大的时候,他看见李老汉的孙子饿得啃树皮,而李大户的粮仓却堆得冒尖,账上还写着“捐粮十石”。
油灯渐渐暗了,林砚换了块灯芯,火苗“腾”地窜高,照亮了桌案上的三样东西:本新编的《粮秣手册》,是给各县粮吏看的“明账”;这三本小册,是藏在袖中的“暗账”;还有张春燕绣的荷包,里面装着半块靛蓝染的碎布,是提醒他“账要清,心要明”。
他把三本册子的数字抄在张桑皮纸上,字迹比往常更用力,笔尖几乎要划破纸页。抄完后,他把正本按“税银”“地租”“灾减”捆好,塞进桌案下的暗格里,暗格垫着层染坊的粗布,防着虫蛀;副本则折成巴掌大的方块,塞进贴身的荷包里,和那块靛蓝碎布放在一起。
“该藏好了。”林砚吹灭油灯,月光立刻涌进屋里,在地上铺成片银白。他摸着枕下的暗格,那里刚被他掏空了块砖,正好能放下荷包。砖缝里塞着点艾草,是春燕说防蛇虫的,此刻倒像层软垫子,托着那本沉甸甸的副本。
躺下时,他听见粮秣房后院的鸡叫了头遍。离过年还有十三天,镇上已经有了年味,染坊在晒蓝布,酱菜坊在腌腊菜,私塾的扫盲班还在教村民写“福”字。可这些藏在账册里的亏空,像雪下的冻土,不翻出来,开春也暖不透。
他忽然想起林墨常说的“字如其心”,自己记的这些账,何尝不是如此?红笔标的私占,黑笔写的实缴,一笔一划都映着人心。或许这些账这辈子都用不上,但只要记着,清河镇的税银就总有算清的那天。
月光从窗棂移到床榻上,照亮了林砚攥着荷包的手。荷包上的靛蓝碎布在月光下泛着幽微的光,像片小小的海,托着那些见不得光的数字,等待着被晾晒的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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