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下旬的风还带着凛冽的寒意,府衙偏院的那株老梅落尽了最后一片花瓣,光秃秃的枝桠指向灰蒙蒙的天。林砚坐在案前,面前摊开的是嘉庆十五年的粮账总册,墨色的字迹被岁月浸得发乌,像一块化不开的浓痰。
他已经连着三天只睡两个时辰了。案上堆着的账册越来越高,分类好的“可疑账册”摞到了手肘处,而“待核账册”还像座小山似的压在桌角。灶上温着的粥早已凉透,是小石头今早送来的,少年临走时塞给他两个烤红薯,现在还揣在怀里,暖着半边身子。
“云溪县……”林砚喃喃自语,指尖划过总册上“嘉庆十五年 耗粮二百一十石”那行字。这已经是他第五次核对这个数字了,可每次算到最后,都觉得像吞了颗涩柿子,堵得胸口发闷。他从“州县原始账册”的木箱里翻出云溪县那年的账册,蓝布封皮上沾着块褐色的污渍,闻着隐约有股酒气。
翻开第一页,字迹比总册上的更潦草,像是醉汉写的。“全年收成八千石”下面画了道歪歪扭扭的横线,仿佛记账的人写的时候手都在抖。林砚拿出自己的“分类账”,在“缴粮数”一栏写下“八千石”,又在“耗粮数”后填“二百一十石”,最后算“存粮数”——按常理该是七千七百九十石,可账册上却写着“七千六百一十石”。
“差了一百八十石。”林砚捏紧了算盘,珠子打得噼啪响。他反复算了三遍,每一遍的结果都一样:这一百八十石粮食,既没算在耗粮里,也没记在存粮中,就像凭空消失了。他翻遍整本账册,想找个备注或说明,可除了几处模糊的“霉变”“虫蛀”,再没有其他解释。
窗外传来一阵喧哗,是府衙的差役们在廊下说笑。林砚抬头望去,看见两个穿着绸缎马褂的人从院门前走过,前呼后拥的,腰间的玉佩叮当作响。小石头不知从哪冒出来,凑到窗边小声说:“那是云溪县的张主簿,来给顾大人送礼的。”
林砚的目光落回云溪县的账册上。嘉庆十五年的云溪县主簿,正是这位张大人。他忽然想起周明远说过的话:“有些账不是算不清,是没人敢算清。”指尖在“一百八十石”那行字上顿了顿,竟有些发颤。
“林大哥,你咋了?”小石头见他脸色发白,递过来半块芝麻糖,“顾大人说你要是累了,就歇半天。”
林砚摇摇头,把芝麻糖推回去:“你吃吧,我不饿。”他重新拿起笔,在“可疑账册”的备注栏里写下:“云溪县嘉庆十五年,存粮短少一百八十石,去向不明,时任主簿张某某。”写完觉得不妥,又把“张某某”划掉,改成“时任主簿”——现在下结论,还太早。
处理完云溪县的账册,已是午时。林砚揉着发酸的脖颈,想去厨房热点粥,却发现水缸空了。他挑起水桶往井边走,路过府衙西花厅时,听见里面传来顾衍的声音:“……那一百八十石粮,当年查过,说是被水冲了,可粮仓离河还有三里地……”
脚步顿住,林砚屏住呼吸。只听另一个声音笑道:“顾大人就是太较真,十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有啥好查的?张主簿现在可是布政使跟前的红人……”
后面的话林砚没听清。他挑着空桶往回走,井水晃荡着,映出他紧绷的脸。原来顾大人早就知道这一百八十石的事,原来这糊涂账背后,还缠着这么多弯弯绕绕。
回到偏院,林砚把云溪县的账册单独收进一个木盒,锁上。他决定先放下这个县,去核其他州县的——清河县的账册还在等着他,那里有二哥写的字条,有父亲晒粮的汗味,不能被这些腌臜事搅乱了心神。
清河县的账册整整齐齐,是林墨用小楷抄的副本,每一页都标着页码,损耗明细写得清清楚楚。嘉庆十五年的耗粮一百二十石,其中“霉变三十五石”后面附了张单子,记着哪几间粮仓漏了雨,哪几袋粮被霉坏了,还有三个粮差的签字;“运输损耗四十八石”标着“运河沉船三艘,捞起二十石,余二十八石”,连沉船的日期都写得明明白白。
“这才叫账。”林砚摸着纸页上二哥清秀的字迹,眼眶有些发热。他想起那年汛期,二哥带着私塾的孩子们去帮着晒粮,小家伙们手小,捧着湿粮往席子上倒,弄得满身都是糠。母亲提着篮子去送水,见了直笑:“这哪是晒粮,是给孩子们洗澡呢。”
核到傍晚,林砚总算把嘉庆十五年的账册都理完了。除了云溪县,还有三个县的账有问题:一个把“小吏借粮”写成“自然损耗”,一个的“缴粮数”比实际收成还多,明显是虚报,还有一个更荒唐,把“耗粮”写成了“存粮”,倒欠了三百石。
他把这些“可疑账册”按州县摞好,每一本上都贴着红纸条,写清哪里有问题,差了多少。做完这些,天已经黑透了,灶房的火早就灭了,林砚摸出怀里的烤红薯,掰了一半递给趴在窗边看他算账的小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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