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三十的省城，雪下得紧，鹅毛似的雪片簌簌落下来，给财政司的青瓦笼上一层厚绒。衙役们早早贴了春联，红纸上“国泰民安”四个金字在白雪映衬下格外鲜亮，连空气里都飘着点松烟和糖瓜的甜香。
林砚却还在案前忙碌。他穿了件石青色的直裰，领口和袖口磨得有些发白，却浆洗得笔挺。手里那本厚厚的账册摊开着，封面上“天启三年至四年 个人核账总录”几个字是他亲手写的，笔锋方正，透着股执拗的认真。案头的炭火烧得旺，银炭跳跃着橘红色的火苗，映得他侧脸暖融融的，连眉骨上那颗小小的痣都清晰可见。
“林主事，今儿除夕，连刘司长都揣着他那宝贝算盘回家吃饺子了，你这账就不能明天再算？”秦越抱着坛烫好的黄酒进来，棉袍上沾着雪粒，一进门就化了，在衣襟上洇出一小片湿痕。他把酒坛往案边一放，瓮声瓮气地抱怨，“总不能让你家那本账册陪你守岁吧？”
林砚抬头笑了笑，笔尖在纸上顿了顿，留下个小小的墨点：“算完才踏实。你看这炭火，烧得旺不旺，得看添了多少炭、留了多大的缝，差一点就不是那火候了——年账也是这个理。”他说着，用指尖轻轻敲了敲账册上的“核账数”一栏，“差一个数，这一年的账就像没封好的酒坛，跑了味。”
秦越凑过去一看，只见账册被仔细分成了几栏，用朱砂画了竖线隔开，每一栏的标题都用小楷写得工工整整：“核账数”“纠错处”“民生事”“功名进”“待办项”。纸页边缘已经有些卷起，却干干净净，连个墨团都找不到。
“核账三百本……”秦越念着第一栏的数字，手指在纸页上点了点，“你这是把自己当算盘使了？平均一天一本还多，铁打的也经不住这么熬啊。”
林砚笔下不停，墨线在纸上流畅地游走，淡淡道：“不算多。刚到清河时，光云溪县的赈灾账就核了五十本，那时觉得难，现在回头看，倒是打了个好底子。”
他说这话时，目光落在账册的空白处，像是透过纸页看到了去年春天的清河。那时他刚到云溪县当计吏，第一桩差事就是核赈灾粮账。县丞把一摞发霉的账册扔给他，皮笑肉不笑地说“林吏员年轻有为，这些小账就辛苦你了”。那些账册里的数字乱得像团麻，领粮人的名字重复了七八遍，发放量时多时少，最离谱的是有一页写着“李三领粮三石”，下一页又变成“李三领粮五斗”。
他硬是在粮仓旁的小屋里蹲了二十天，把五十本账册拆成“领粮人”“发放量”“签字记录”三部分，逐页比对。白天去粮仓核实际存量，夜里就着油灯把对不上的地方标出来，用红笔写清“差异原因待查”。有天夜里起了风，油灯被吹得直晃，他伸手护着灯芯，手腕不小心蹭到账册边缘，留下道浅浅的墨痕——此刻那本账册就在案头最下层，林砚眼角的余光扫过，笔尖微不可察地顿了顿。
“那时候赵老栓总说‘账是死的，人是活的’，劝我别太较真。”林砚的声音轻了些，“可我总觉得，人活着得认个死理，不然那些领不到粮的百姓，找谁说道去？”
秦越没接话，只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打开是两双新纳的棉袜，针脚密密实实：“给你的，你那双袜子都露脚趾头了，除夕穿新袜，讨个吉利。”
林砚接过袜子，指尖触到棉布的温软，心里一暖，刚想说谢谢，就听秦越指着账册的第二栏：“纠错十二处……这里面最险的，是不是云溪县那回？”
林砚笔尖微顿，墨滴在纸上晕开个小圈。他想起去年春天，云溪县的粮吏王二麻子虚报“损耗”，把二十石粮食偷偷运去邻县卖了，账册上却写着“被鼠患啃食”。他带着两个衙役去粮仓，蹲在地上数鼠洞——那鼠洞小得连只耗子都钻不进去，更别说啃食二十石粮食。最后在粮囤底下翻出半袋没来得及运走的新米，米袋上还印着王二麻子的私章，刻着个歪歪扭扭的“王”字。
“险的不是查出来，是查出来后的事。”林砚低声道，“那粮吏是县丞的远房表亲，夜里揣着银子来敲门，说‘这事了了，以后有你的好处’。”他顿了顿，拿起案头的茶盏抿了口，“我把银子交给了顾知府，连同他行贿的话，一字不落地记在‘纠错备注’里。”
“顾知府怎么说？”秦越追问。
“顾知府把那页备注贴在了县衙的公示栏上，”林砚的嘴角扬起点笑意，“说这种人，你退了他的银子，他还会找别人，不如摆到明面上，断了他的念想。”
那十二处纠错，每一处都藏着这样的故事。有哭着求情的——就像那次查乡绅张大户瞒报田产，张大户的老娘跪在他面前，哭自己儿子“不懂事”；有威胁恐吓的——李庄的里正放话“林吏员年轻，走路得小心些”；还有想偷偷改账的——就像上个月，库房吏员趁他外出，偷偷把“亏空五石”改成“盈余五石”，被他回来一眼看出笔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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