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位于云南某地的驼峰航线纪念馆坐落在一片开阔的缓坡上，背靠苍茫群山，建筑线条简洁有力，如同一只即将振翅起飞的巨鹰，沉默地望向当年航线所经的辽阔天域。空气清冽，天空是高远的湛蓝，几缕云丝如同飞机划过的淡淡尾迹。
陈砚、陈阳和卡佳步入纪念馆大厅。内部空间高旷，光线经过精心调控，显得肃穆而明亮。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几乎覆盖整面墙的巨大电子地图。地图上，一条醒目的红色弧线从印度的阿萨姆邦出发，艰难地爬升，跨越令人望而生畏的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当时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檐”），然后俯冲进入中国云南的峡谷与高原。弧线旁标注着海拔高度、主要山峰名称、气候特征，以及一个个令人心惊的失事地点标记。
展区内，陈列着从高山深谷中搜寻回来的飞机残骸。扭曲变形的铝制蒙皮，锈迹斑斑的发动机零件，碎裂的仪表盘玻璃……这些冰冷的金属碎片，凝固着最后的惊恐瞬间，无言地诉说着这条航线的残酷。旁边，是飞行员的遗物：磨损的皮质飞行头盔、氧气管面罩、写满航行数据的褪色地图，还有几件精心保存的飞行服。
卡佳的脚步在一件棕褐色皮质飞行服前停住了。这件飞行服挂在独立展柜中，颜色深沉，肩部、肘部有磨损痕迹，左胸位置依稀可见一个模糊的徽章印记。她的呼吸微微一滞，目光紧紧锁定。
“这……”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难以置信的颤抖，“这和祖父留下的那件飞行服……非常像。款式，颜色，甚至磨损的位置都……”她向前一步，双手不自觉地扶在展柜玻璃上，仿佛想触摸那跨越时空的织物。
她沉默了片刻，眼神变得悠远，低声对身旁的陈砚和陈阳说：“祖父很少主动提起驼峰航线。只有一次，我缠着他问在中国最危险的经历是什么。他沉默了很久，才说，不是和日本飞机格斗，而是飞‘那条路’。他说，那是他飞过的最可怕的航线。气候瞬息万变，上一刻还是晴空，下一刻就可能被卷入狂暴的雷雨云、冰雹或者时速两百公里的飓风。下面不是大海，是连绵不绝、海拔五六千米、遍布雪峰和深谷的喜马拉雅山脉。导航设备简陋，飞机性能有限，满载物资后笨重得像头牛。每一次起飞，都不知道能不能飞到终点。”
卡佳的声音有些哽咽：“他说，很多很多战友，起飞后就再也没回来。无线电里突然消失的信号，再也联系不上的呼号。有时候，能看到远处的雪山上升起一小股黑烟，那就是又一位战友和整机的物资……永远留在了那片冰峰深谷里。他说，那里太高，太冷，太偏，大多数失事地点，直到战争结束，甚至直到今天，都无法抵达，无法搜寻。那些战友，连遗体都找不到……”
就在这时，一位穿着纪念馆制服、气质沉稳的讲解员走了过来。她显然注意到了卡佳对这件飞行服的关注，也认出了陈砚和陈阳。她向他们微微点头致意，然后用清晰平实、不带过多感情渲染的语气，开始介绍：
“各位眼前的这条航线，就是二战期间着名的‘驼峰航线’。从1942年5月到1945年9月，主要为了突破日军对中国的海上和陆路封锁，维持中国战场的抗战能力，盟军（主要是美国陆军航空运输总队和中国航空公司，后期也有苏联志愿航空队参与部分护航和运输任务）开辟了这条从印度阿萨姆邦到中国云南的空中战略运输通道。”
她的手指向墙上的巨大地图和旁边不断滚动的统计数据：“三年多时间里，盟军飞机在这条航线上往返飞行约十万架次，向中国运送了超过七十万吨的战略物资，包括武器弹药、燃油、药品、机械设备等，有力地支援了中国抗战，也为后期反攻奠定了基础。”
讲解员的语气变得沉重：“但是，这条航线的代价极其惨重。由于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日军的零星袭扰、飞机性能极限以及早期经验不足等原因，据战后不完全统计，在这条航线上损失的各型飞机超过一千五百架，牺牲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超过两千人。平均每飞越驼峰三次，就有一架飞机未能返航。因此，它也被称为‘铝谷’——失事飞机的铝制残骸，曾经散布在航线下的山谷中，在阳光下闪烁。”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展柜中的残骸和飞行服，声音里充满敬意：“这些飞行员，来自美国、中国，也有来自苏联等国家。他们明知前路九死一生，却依然一次次驾驶满载的飞机，冲向世界上最险峻的天空。他们不是在与看得见的敌人枪炮对射，而是在与无形的、却同样致命的高空严寒、缺氧、飑线、积冰和神秘气流搏斗。他们是真正的‘天空中的英雄’，是中国人民在危难时刻，值得永远铭记的国际朋友。”
陈砚静静地听着。讲解员的话，与他记忆中伊万在野人山边那些零散却深刻的描述重叠起来。他仿佛又听见伊万用生硬的中文，在篝火旁认真地说：“那条路，天气像魔鬼的脸，说变就变。下面全是尖尖的山，掉下去就别想活。可是不能停啊。中国的战士在等着子弹，中国的百姓在等着粮食和药。我们多飞一趟，哪怕只多运过去一箱子弹，一包药品，前线的兄弟可能就能多守住一个阵地，后方的医院可能就能多救活几个人。离胜利，就更近一步。这么想，再危险，也得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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