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 年 7 月 30 日的上午，红星村公社的院子里挤满了人。墙角的公共电话亭前排着长队，木质的亭身被太阳晒得发烫，亭顶的玻璃碎了一块，用塑料布蒙着，里面摆着台墨绿色的转盘电话，话筒线缠着圈胶布，是去年公社文书缠的，说能防止断线。麦秋攥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百货大楼后勤科的电话，手心的汗把纸条浸得发潮 —— 张主任昨天托人带信，说有急事要通电话，让他今天一早就来等。
“麦秋，到你了！” 排在前面的王大爷挂了电话，朝他喊。麦秋赶紧钻进电话亭，关上门，狭小的空间里弥漫着汗味和电话听筒的铜锈味。他拿起话筒，手指在转盘上拨号码，转盘 “咔嗒咔嗒” 转着，每一声都像敲在他心上 —— 自从上次对账风波后，他总担心百货大楼的订单出岔子。
“喂，是红星村麦秋吗？” 听筒里传来张主任的声音，带着点电流的杂音，“跟你说个事，上级给大楼定了新规矩，所有入驻的农产必须用统一包装，得印‘县百货大楼专供’的字样，用硬纸盒装，不然下个月起就不能上柜了。”
麦秋的心 “咯噔” 一下，话筒差点从手里滑掉：“张主任，统一包装得花不少钱吧？俺们村就靠这点订单周转，能不能通融两个月？俺们凑凑钱……”
“通融不了啊，这是市里的规定，我也没办法。” 张主任的声音透着无奈，“你要是想继续合作，就得按规矩来，下月初开始查，你赶紧准备，别耽误了订单。”
挂了电话，麦秋站在电话亭里，半天没缓过神。统一纸盒包装 —— 他脑子里立刻算起账：五十个麦秸手作、三十坛腌菜，每月至少要一千个纸盒，要是按国营印刷厂的价格，怕是要花不少钱。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钱，只有上次结款剩下的两百块，还是准备给村民们分的红利，要是全用来做纸盒，村里的其他开支就没了。
“咋了麦秋？出啥事了？” 王大爷还没走，看到他脸色发白，赶紧问。麦秋把新规的事说了，王大爷叹了口气：“国营单位的规矩就是死，你去县城找找小印刷厂，说不定能便宜点，别去国营厂，他们净宰人。”
王大爷的话提醒了麦秋。他谢过王大爷，赶紧赶着驴车往县城走。老灰驴似乎也察觉到他的焦急，蹄子踩在土路上比平时快了些，车斗里的空筐随着颠簸轻轻晃着。路过村口时，张大妈正在院子里编手作，看到他急冲冲的样子，喊着问：“麦秋，咋这么着急？要进城啊？”
“张大妈，百货大楼要统一包装，俺去县城找印刷厂！” 麦秋隔着老远喊，没敢停 —— 他怕耽误时间，更怕看到张大妈期待的眼神，要是订单黄了，妇女们这些天的活就白干了。
日头偏西时，驴车到了国营印刷厂。红砖楼的大门紧闭着，传达室的大爷趴在桌上打盹，麦秋敲了半天窗，大爷才慢悠悠抬起头：“干啥的？印东西得去业务科，在二楼。”
业务科的办公室里摆着三张木质办公桌，桌面铺着绿色台布，上面放着搪瓷杯，杯身上印着 “劳动模范” 的字样。一个穿中山装的年轻人坐在桌后，手里拿着份报纸，头也没抬：“要印啥？先说清楚，少于五千个不接，还得先交一半定金。”
“俺想印一千个纸盒，印‘县百货大楼专供’，还有‘红星村农产’的字样，多少钱？” 麦秋赶紧递上画好的草图，是他在公社路上画的，纸盒的尺寸、图案都标得清清楚楚。
年轻人扫了眼草图，拿起算盘 “噼啪” 拨了几下：“一千个？太少了，机器调版都费劲。这样吧，两百块，半个月提货，先交一百块定金，不还价。”
“两百块？” 麦秋的眼睛瞪圆了，“能不能便宜点？俺们是农村合作社，不是大商户……”
“便宜不了，这是最低价。” 年轻人放下算盘，拿起报纸继续看，“要印就填单子，不印就走吧，后面还有人等着。”
麦秋攥紧了口袋里的钱，手指都泛白了 —— 两百块，相当于村里半个月的收入，他实在拿不出。他还想再商量，年轻人却摆了摆手，不再理他。麦秋只能走出业务科，心里又急又沉，国营厂走不通，小印刷厂在哪儿呢？
他想起上次印标签的老王，在城南的月牙巷。他赶紧赶着驴车往城南走，月牙巷的老槐树还是那么茂盛，树荫下摆着个修鞋摊，修鞋的李师傅正缝着鞋底。“李师傅，您知道老王的印刷厂在哪儿吗？” 麦秋问。
“在里面第三家，门牌号 15 号，他今天没出摊，在作坊里修机器呢。” 李师傅指了指巷深处。
麦秋顺着指引走进去，很快就闻到了熟悉的油墨味。老王的作坊门虚掩着，里面传来 “叮叮当当” 的声响。他推开门，看到老王正蹲在地上，用扳手拧着台旧圆盘印刷机，机器的齿轮上沾着干涸的黑色油墨，像块痂。老王戴着副断了腿的老花镜，用绳子拴在耳朵上，额头上满是汗，手里的扳手磨得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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