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涵领受密旨后，靖安司这台庞大的机器，立刻以最高效、最隐秘的状态运转起来。目标明确，手段却需极其审慎。调查的对象不再是贪腐或庸碌的官员，而是一群有着深厚文化背景、复杂社会关系、且极其善于利用舆论保护自己的士大夫阶层。这无疑是在刀尖上跳舞。
沐涵亲自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代号“清源”。她将最可靠、最精干的人员分为数条互不统属的暗线：
“书蠹”线： 精于文墨、熟悉士林交往规则的密探，伪装成游学书生、落魄文人、书肆掌柜甚至抄书匠，设法接近目标人物及其交际圈，从诗酒唱和、书信往来、日常言谈中搜集信息，重点是探查其政治倾向、对永历新政的真实态度、以及是否有非议朝廷、暗通北方的言论。
“驿路”线： 控制关键的水陆驿站、民间信局，秘密检查可疑的信件包裹。这项工作极其敏感，需有高超的拆封、阅览、复原技巧，且必须精准识别目标，避免打草惊蛇。
“鹰眼”线： 传统的跟踪监视好手，负责监控目标人物的日常行踪，接触人员，有无异常活动。
“掘金”线： 负责从目标人物的家人、仆役、旧部等外围入手，用重金收买或威逼利诱，获取内部消息，尤其是可能存在的经济问题或隐私丑闻，作为突破口。
这张无形的大网，悄无声息地撒向了以武昌为中心的永历控制区，重点笼罩了礼部、翰林院、都察院以及江南籍官员聚居的区域。
然而，调查甫一开始，沐涵便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这个群体警惕性极高，善于用隐晦的诗词、典故表达不满，即使私下交谈也多有顾忌。他们关系网盘根错节，一有风吹草动，便迅速通过座师、同年、同乡等渠道传递消息，相互通气。更棘手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生活上或许不算奢侈，但并无明显的贪赃枉法行为，其“问题”主要在于思想言论和潜在的政治倾向，取证极为困难。
数日后，沐涵向朱常沅禀报了一个棘手的情况：“监国，我们暗中调查礼部右侍郎周镳，似乎已引起其警觉。周镳是复社元老，与钱谦益交往甚密，在士林中声望很高。近日，都察院几位与他交好的御史，接连上疏，表面弹劾工部一位郎中‘用工过酷’，实则字里行间，暗指靖安司‘罗织罪名，倾陷士类’，影射监国‘近小人，远贤臣’。”
朱常沅冷笑一声：“他们倒是机警！这是想先发制人，给靖安司泼脏水，给孤施加压力！告诉下面的人，沉住气，不必理会这些聒噪。继续深挖，孤不信他们屁股底下都是干净的！重点查他们的经济来源，查他们子弟、家人的行为，查他们与江北的实质联系！”
果然，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些蛛丝马迹开始浮现。靖安司发现，周镳的侄子，在武昌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小的绸缎庄，但其货源却有一部分来自清军控制下的苏杭地区，其中是否有超越正常商贸的勾当？另有一位以清贫自守闻名的翰林编修，其子在老家购置田产的资金来源可疑。更重要的是，“驿路”线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蹲守和筛选，靖安司成功截获并密拆了一封由常州寄给周镳的密信。寄信人署名“竹坞”，经查实为隐居常州的东林遗老吴梦白。信中内容，令人震惊！吴梦白在信中不仅大肆抨击永历朝廷“专用武夫，苛敛无度”，诋毁李元胤、严起恒等为“跋扈之臣”，更露骨地写道：“……闻北朝（指清廷）摄政王（多尔衮）颇重文教，开科取士，或有中兴气象。江南故土，翘首王师（指清军）……兄在朝中，宜早作绸缪，勿与彼等粗鄙武夫同沉沦也……” 这几乎已是赤裸裸的劝降和通敌！
几乎与此同时，对钱谦益的监控也有重大发现。其家仆中有一人被靖安司秘密策反，供出钱谦益曾多次派心腹家人，携带其亲笔信，以经商为名北上，目的地正是北京，接触对象疑似洪承畴门下幕僚。虽然具体信函内容尚未获取，但这一行为本身，已构成通敌的重大嫌疑。
铁证，正在一点点地被搜集起来。沐涵将这些关键证据整理成册，再次呈报朱常沅。看着这些白纸黑字、甚至带有当事人亲笔签押的密信副本，朱常沅的脸色由阴郁转为一种冰冷的决绝。他知道，清算的时刻，即将到来。这场风暴，将比处置刘承胤更加猛烈，因为它将直接冲击士林的心理底线和固有的政治生态。
永历六年的仲春，武昌城柳絮纷飞，本该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让整个城市笼罩在肃杀的气氛之中。
在掌握了周镳、吴梦白等人通敌的确凿证据后，朱常沅不再犹豫。他深知，对于这种涉及根本立场、动摇国本的大案，必须施以雷霆手段，迅速果断，方能起到最大的震慑效果，避免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和扯皮。
这一日，并非大朝会，但朱常沅突然下令，召集在京所有五品以上官员，即刻至行宫大殿集会。旨意来得突然，且语气严厉，让所有官员都感到一丝不寻常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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