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十年的夏末，云南府昆明。这座位于云贵高原腹地的古城，本该沐浴在清凉的季风中，此刻却笼罩在一片异样沉闷而紧张的气氛里。城市的中心，原岷王府经过大肆扩建修葺，已焕然一新，飞檐斗拱，琉璃瓦在烈日下闪耀着刺目的金光，门额上高悬的“秦王府”三个鎏金大字，透出一股难以言喻的霸气和僭越。这里，便是名义上尊奉永历正朔、实则形同独立王国的秦王孙可望的权力中枢。
府邸深处，银安殿（孙可望仿北京皇宫金銮殿规制修建，只是规模略小）上，一场常朝刚刚散去。文武官员鱼贯而出，人人面色肃穆，步履匆匆，不敢高声言语。端坐在丹墀之上蟠龙宝座中的孙可望，身着赭黄袍（仅比明黄略深），头戴翼善冠，面庞瘦削，目光锐利如鹰，扫视着空荡的大殿，嘴角微微勾起一丝志得意满的弧度。他很享受这种至高无上、生杀予夺的感觉。
“陛下，”心腹文官、自称“中书舍人”的方于宣趋前一步，谄媚地低声道（在孙可望心腹近臣的私密圈子里，已开始试探性地使用僭越称呼），“六部九卿，皆已禀事完毕。云南各府秋粮征收顺利，铜矿、银矿产出亦丰，库府充盈，军械打造日夜不停。川南前线，刘文秀将军亦有好消息传来，已克复叙州大部。我大秦基业，日益稳固啊。”
孙可望鼻腔里轻轻“嗯”了一声，并未对方于宣的称呼予以纠正，这本身就是一种默许。他缓缓起身，在铺着猩红地毯的殿内踱步：“于宣，南京那边，朱监国（他刻意略去‘永历’年号，语气带着轻蔑）的使者，快到昆明了罢？”
“回禀陛下，据驿报，永历所遣使者，光禄寺少卿程源，已过曲靖，不日将至。”方于宣恭敬回答，“所携无非是些例行封赏的诏书和礼物。”
“哼，”孙可望冷笑一声，“偏安一隅，苟延残喘，倒也摆起天下共主的架子来了。封赏？这云贵川千里河山，是本王一刀一枪打下来的，何须他南京来封？”他顿了顿，语气转冷，“不过，眼下还需借他这面旗子用用。告诉下面，使者来了，场面上的功夫要做足，依亲王礼接待，不得怠慢。但也要让他看看，我‘秦府’的威仪气象！”
“臣明白！”方于宣心领神会，“必定让那南京来的使者，见识到我秦府的煌煌天威，不敢小觑。”
孙可望的僭越，远不止于一座王府和私下里的称呼。他在昆明公然设立 “六部” （吏、户、礼、兵、刑、工），任命心腹为“尚书”、“侍郎”；建立 “宰相” 制度（由方于宣等文人充任）；制定年号“兴朝”（虽未公开颁行，但内部文书已开始使用）；更组建了一支完全听命于他个人、装备精良的 “禁卫军”（亦称“标营”）。出行则卤簿仪仗俱全，沿途净街，百姓跪迎，俨然帝王排场。这些举动，在永历朝廷控制力薄弱的云贵地区，已近乎公开的割据宣言。
然而，在这看似铁板一块的“秦王府”内部，却并非风平浪静。真正的暗流，在远离银安殿的军营和衙署中汹涌。
安西王府（孙可望所赐府邸）内，李定国 正独自一人在书房内踱步，眉宇间凝结着化不开的忧愤。他刚刚接到孙可望的钧旨，以“统一调配，增强战力”为名，要将他麾下最得力的一支精锐——由骁将高文贵率领的“铁骑营”调拨给抚南王刘文秀指挥，投入川南战场。这已是近期孙可望第三次以类似理由调整他的部属了。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大哥，你如今行事，何以至此！”李定国一拳砸在案几上，震得茶盏作响。他与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已死）同为张献忠义子，情同手足，共创基业。如今艾能奇早逝，孙可望大权独揽，却对自己这个战功最着的兄弟百般猜忌、步步紧逼。克扣粮饷、调离部将、安插眼线……种种手段，令他心寒。
更让李定国内心挣扎的是路线之争。他深受原明将领、尤其是仍被软禁在昆明的黔国公沐天波影响，逐渐认同“联明抗清”乃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他渴望能率领麾下儿郎，北定中原，驱逐鞑虏，成就一番光复汉室的伟业，而绝非困守西南，在这“秦王府”的阴影下争权夺利，甚至兄弟阋墙。
“二哥（指刘文秀）亦曾劝谏，然大兄刚愎，听不进去……”李定国长叹一声。刘文秀性格相对温和，对孙可望的跋扈虽亦有不满，但更多是隐忍。而李定国性格刚烈，眼看孙可望日益骄横，僭越礼制，心中那股忠义之气与兄弟情谊激烈冲突，痛苦不堪。
与此同时，在昆明城另一隅，看似平静的黔国公府内，沐天波 的日子更是如履薄冰。他虽顶着“黔国公”的崇高爵位，在云南土司中威望犹存，但实则是被孙可望“礼遇”地软禁着。府外有“秦王府”的兵丁严密“保护”，行动受限，旧部多被调离或监视。
此刻，沐天波正在密室中，借着一盏昏黄的油灯，悄悄书写一份密信。收信人，是他在南京的侄女、永历监国妃沐涵。信中，他详细描述了孙可望在昆明的种种僭越之行，以及其与李定国日益激化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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