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十一年的初春，寒风依旧凛冽。孙可望 在少数心腹扈从的拼死护卫下，如同受伤的孤狼，狼狈不堪地逃离昆明，一路向北疾驰。然而，与彻底丧家之犬不同的是，他并非毫无去处。他的目标明确——川东遵义府。那里不仅地势险要，更关键的是，驻扎着一位对他仍有效忠之心的大将：守将王尚礼。王尚礼是孙可望的旧部，麾下有数千精锐，控制着遵义一带险要关隘。
当孙可望一行风尘仆仆、衣衫褴褛地出现在遵义城下时，王尚礼大惊失色，但旋即毫不犹豫地开城迎接，将这位落魄的“秦王”迎入府中。得知昆明剧变，王尚礼愤慨不已，顿首道：“王爷受奸人陷害至此！末将愿效死力，助王爷重整旗鼓！”
有了遵义这个立足点和王尚礼这支生力军，孙可望惊魂稍定，但屈辱和仇恨的火焰在他胸中燃烧得更加炽烈。他并非一无所有。除了王尚礼部，他深知，在更广阔的川东地区（如夔州、重庆部分地区），以及湖广西部前线（如施州、永顺等地），仍有不少他昔日委任的镇将和分布的兵马，这些部队或因消息隔绝，或因主帅态度暧昧（如刘文秀），尚未立即倒向李定国。
“李定国！沐天波！尔等背信弃义，寡廉鲜耻！孤……孤誓报此仇！”在遵义临时布置的行辕内，孙可望面目扭曲，对着西南方向嘶吼。他立即行动起来：
紧急联络旧部： 派出多路心腹信使，携带他的亲笔信物，火速前往川东、湖广前线各地，联络那些尚未被李定国势力渗透或控制的将领，如驻守重庆附近的白文选（虽与李定国关系亦佳，但此时态度不明）、湖广施州卫的旧部等，命令他们向遵义靠拢，或至少保持中立，听候调遣。
试图稳住刘文秀： 他亲自给驻扎在川南叙州一线的抚南王刘文秀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极尽煽动，将昆明之事描绘成李定国与沐天波勾结永历朝廷的“阴谋”，旨在铲除异己，警告刘文秀“唇亡齿寒”，希望他与自己联手，“共扶秦业，勿中奸计”。然而，刘文秀性格持重，且对孙可望往日跋扈心存芥蒂，回信措辞含糊，仅表示“谨守防区，以抗清为重”，实则按兵不动，观望风色。
起初，孙可望还存有一丝幻想，希望能凭借尚存的势力，割据川东，与李定国抗衡，甚至伺机反扑云南。然而，坏消息接踵而至：
李定国动作极快，在稳定昆明后，立即派兵北上，前锋直逼贵州毕节，威胁遵义侧后，并广发檄文，宣布孙可望罪状，号召其旧部“弃暗投明”。
他派出的信使大多石沉大海，部分川东、湖广的将领在权衡利弊后，或向李定国输诚，或直接接受了永历朝廷（经由李定国）的新任命。他的影响力正在迅速崩塌。
最致命的是，他得到密报，李定国已遣使携重金前往白文选处游说，而白文选态度明显动摇。
希望如同阳光下的冰雪，迅速消融。孙可望意识到，单凭王尚礼一旅和那些摇摆不定的旧部，根本无法抵挡整合了云贵资源、气势正盛的李定国。割据自保之路，已然行不通。
不甘心与仇恨，再次吞噬了他的理智。既然无法独力对抗李定国，那么，借力打力，便成了他唯一的选择。而天下间，有能力且有意愿粉碎李定国的，只有一股力量——江北的清廷。
“李定国，你能借朱常沅的势来反我，孤便不能借大清的力，将尔等碾为齑粉吗？！”一个疯狂而危险的念头，在他心中滋生、蔓延。昔日与清军血战、势不两立的立场，在极端的私欲和仇恨面前，变得不堪一击。
决心既下，孙可望开始了极其隐秘的叛降操作。他深知此事关乎身家性命和复仇大计，必须谨慎。
选择联络对象： 他没有贸然直接联系北京的清廷高层，而是选择了此时正率军驻扎在湖北荆州、与明军对峙的清靖寇大将军、固山额真屯齐。屯齐是前线大将，有直接奏事之权，且荆州距离相对较近，风险较小。
准备“投名状”： 他亲自口述，由绝对心腹幕僚执笔，写了一封给屯齐的密信。信中，他自称“罪臣”，极力诋毁南明朝廷和李定国，表示愿“率川东湖广诸镇兵马，献土归降”，并承诺献上云贵川三省详图、兵力部署、将领性情等绝密情报作为进见之礼。这份“礼物”之重，足以打动任何清军统帅。
秘密派遣使者： 他挑选了最狡猾、最忠诚的心腹家丁，化妆成商人，携带密信和作为信物的随身玉佩，冒险穿越明军控制区，前往荆州清军大营。
然而，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使者途中被明军哨卡怀疑，虽侥幸脱身，但密信未能送达。孙可望焦躁万分，此时又闻李定国招降白文选即将成功，王尚礼部也军心浮动。他感到灭顶之灾即将来临。
走投无路之下，孙可望做出了更冒险的决定。他留下王尚礼守遵义，自己则率领最核心的百余骑护卫，伪装成商队，亲自前往荆州市面上寻找与清军接触的机会。这是一场豪赌，一旦暴露，必死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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