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钥匙打开卷帘门，里面只有五平米，堆着些旧家具和纸箱。
陈铭挪开角落一个破沙发，掀开地板上一块松动的地砖。
下面有一个防水的密封文件袋。
它原先留下的特殊的暗号还在。
袋子里有两部手机，一台笔记本电脑，几个U盘。
他打开笔记本电脑，连上一部手机的热点——这张手机卡是境外匿名卡，流量用完即弃。
登录加密邮箱，收件箱里有一封新邮件，发件人是一串乱码，正文只有一个句号。
这是约定的信号：安全，可以联络。
陈铭拨通了陈亮的电话，用的是一部老式功能机，通话时间会精确地控制在两分钟内。
“是我。”电话接通后，陈铭说：
“你在哪？”
“仓库，整理旧档案。”陈亮的声音听起来正常，但陈铭能听出背景音里没有翻纸的声音——他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等电话。
“下午的会，有结果了。”陈铭说，“很糟，比想象中糟。”
他用了五分钟，简明扼要地复述了严振国的“证据”和“方案”。
没有加任何评论，只是陈述事实。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然后陈亮说：“你觉得是真的吗？那些证据。”
“真的假的，重要吗？”陈铭反问：
“重要的是，严振国希望我们相信它是真的。而且他希望我们因为这个‘真相’，采取他预设的行动。”
又是一阵沉默。
陈亮再开口时，声音里有了某种决断：“什么时候动手？”
“他说最晚明天早上要给答复。”陈铭说：
“我们需要演一出戏——震惊、挣扎、最后咬牙豁出去的戏。你那边能调整状态吗？”
“给我一小时。”陈亮说：
“我需要……需要真的愤怒起来。不是演的，是真的。想到林可染主任，想到东方欲晓可能背的黑锅，想到那些数据如果真的流出去……”
他停住了，但陈铭能听到听筒里粗重的呼吸声。
“一小时后，老地方见。”陈铭说：
“我们得对一下细节。这场戏，不能有任何破绽。”
挂断电话，陈铭没有立即离开。
他坐在旧沙发上，看着仓储间灰白的墙壁，脑子里回放着下午的每一个细节：
严振国的表情，
小王的手势，
那些“证据”的呈现方式……
然后他想起了刘瑜副省长的话：
“严振国不是一个人，他背后是一个经营了二十多年的网络。”
二十多年。
足够一个人从科员爬到厅级，足够编织一张覆盖多个部门的关系网，足够埋下无数伏笔、培养无数“自己人”。
陈铭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严振国为什么选择他和陈亮？
仅仅因为他们是专案组负责人？
不，应该有更深层的原因——
也许他们俩的背景、性格、甚至人际关系中的某些弱点，都被严振国分析过，判定为“容易被操控”。
比如陈铭，父亲早逝，母亲卧病，家庭负担重，对“忠诚”和“责任”有近乎执念的看重
——这种人在面对“叛国”指控时，最容易情绪化。
比如陈亮，性格直率，嫉恶如仇，办案能力强但政治上不够圆滑——这种人最容易因为“正义感”而冲动。
严振国选人，是照着“棋子”的标准选的。
陈铭闭上眼，深吸一口气。
再睁开时，眼睛里已经没有了犹豫。
他从密封袋里取出另一个U盘，插入电脑。
里面只有一个文件，是一张加密地图——刘瑜副省长给的，标注了全市十七个“绝对安全点”的位置和进入方式。
他选了其中三个，记在心里。
然后清空电脑缓存，取出U盘，把所有设备重新封回防水袋，放回地砖下。
离开仓储中心时，天色已经暗了。
物流园亮起了灯，那些高杆灯投下惨白的光，把货车的影子拉得很长。
晚风吹过，卷起地上的尘土和纸屑，空气里有柴油和橡胶的味道。
陈铭走向那辆旧桑塔纳，拉开车门时，他抬头看了眼天空。
云层很厚，看不到星星。
远方的城市天际线亮起霓虹，红蓝绿黄的光晕染在低空的云上，像一幅廉价的油画。
他想起很多年前，刚入警时，教官说过的话：
“干我们这行，最难的不是面对坏人，而是分辨好人和坏人。因为最好的伪装，就是看起来像好人。”
当时他不理解。现在理解了。
晚上七点，城东废弃的纺织厂。
这地方荒废了十几年，厂房破败，窗户都没了玻璃，只剩下黑黢黢的洞口。
院子里杂草丛生，有半人高，晚风吹过时哗哗作响，像无数人在低语。
陈铭把车停在两公里外的加油站，步行过来。
他从侧墙一个破洞钻进去，穿过废弃的车间——这里还留着生锈的纺织机，上面缠着蛛网，地上散落着烂棉絮和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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