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西仓的晨雾里混着焦糊的谷物香气,程允执踩着湿滑的灰烬走近那片仍在冒烟的废墟时,靴底碾碎了一粒烧成炭的豆子——那是本该在今年春荒时发往顺天的赈济粮。仓大使赵四跪在焦黑的梁柱旁,脸上黑一道白一道,分不清是烟灰还是泪痕。
“子时起的火,”赵四的声音抖得不成句,“守仓的...守仓的八个人都睡着了...等发现时,丙字仓全完了...”
伯颜帖木儿用弯刀拨开一堆尚有余温的焦谷,蒙古贵族忽然蹲下身,从灰烬里拈起一小块未燃尽的布料。那是军中特制的火绒布边角,只有五军都督府直属的夜不收才配发。“草原上狼偷羊,”他抬起头,眼中寒光凛冽,“会先把看羊狗喂饱。”
真正的震撼在三日后。当顺天府尹将《西仓失火案勘验卷》呈递刑部时,程允执注意到一个诡异的细节:仓中存粮账目显示应有粟米五千石,但现场清理出的焦谷至多三千石。另有两千石粮食,在起火前便已“消失”。
更蹊跷的是,卷宗附带的《守仓兵丁口供》惊人地一致:八人都声称那夜吃了同一家食铺送的肉羹,而后“昏睡不醒”。可顺天府差役去查那食铺,铺主已三天不见踪影,邻居说看见他背着包袱往天津卫方向去了。
“好一出监守自盗,”朱祁镇在武英殿翻看着卷宗,指尖敲打着“昏睡不醒”四字,“两千石军粮,够五千边军吃一个月。现在一把火烧了,就成了‘意外损耗’。”他忽然抬头看向程允执,“程卿,若是都察院来查此案,会如何?”
文官沉默片刻,从袖中取出一份泛黄的案卷:“正统十年,大同左卫军粮库失火,烧毁粟米八千石。都察院御史王懋德奉旨核查,结论是‘天干物燥,看守不慎’。”他翻到卷末,“但三年后王御史外放陕西,置办田产八百亩——以他七品御史的俸禄,就是不吃不喝三十年,也置办不起。”
殿内死寂。皇帝起身走到悬挂的《大明疆域图》前,手指划过九边卫所的位置:“所以,不是监察制度无用,是监察的人...自己先烂了。”
设立“廉政公署”的提议在朝会上引发了开国以来最激烈的争执。都察院左都御史寇深当庭摘冠跪地:“陛下!太祖设都察院、置十三道监察御史,此乃祖制!今另设新署,是要废都察院乎?”
“寇卿请起。”朱祁镇的声音很平静,“朕问寇卿,都察院现有御史几何?”
“一百一十员。”
“这一百一十员中,”皇帝走下丹陛,“有多少人的座师、房师、同年,正在六部九卿任职?又有多少人,正在审理与这些师友有关的案件?”
寇深脸色煞白,嘴唇颤动却说不出话。
程允执呈上连夜整理的《景泰元年监察案录》。册中记载:全年都察院受理弹劾案件三百余起,其中涉及三品以上官员的仅十七起,最终查实的只有三起。而这三起中,有两起案犯是已致仕或无靠山的官员。
“不是御史们不忠,”文官翻开案录某一页,“这是监察御史李秉的奏疏草稿——弹劾工部侍郎张翰侵占官田。但正式呈递的奏本里,这段被删去了。”他抬起眼,“因为张翰是李御史会试时的阅卷房师。”
伯颜帖木儿突然用蒙语说了句什么,通译迟疑片刻,朗声道:“台吉说,草原上两个部落打仗,不能请和他们都有姻亲的部落来仲裁。”
真正的难题在廉政公署的权责界定。六部官员联名上书,称新署若权力过大,将成“第二锦衣卫”;若权力过小,则形同虚设。更棘手的是人选——该由什么样的人来执掌这柄监察利剑?
其其格在国子监档案房里找到了线索。小丫头带着宗学子弟翻检洪武、永乐年间的《御史考评档》,发现一个规律:那些最终因刚直敢谏而青史留名的御史,多数在初入仕途时都有个共同点——出身寒微,且在地方任过亲民官。
“因为他们见过百姓如何受苦,”程允执在御前陈述选人标准,“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官场牵扯,更因为他们...最知道贪腐会让多少人饿死。”
首批廉政公署成员的遴选方式前所未有。不考八股文章,不试骈俪奏对,而是将被荐者派往各地“暗访”——有人扮作粮商查仓廪,有人装作流民探赈济,有人充作匠户验工程。为期一月,归来后各自呈交密报,报告中不得出现被查官员姓名,只以“甲地某官”“乙县某吏”代称。
陈孝孺被特聘为遴选顾问。这位老文选司主事坐在公署堂上,听着一个个暗访归来的候选者陈述见闻。当听到第三十七位候选者——一个刚从陕西知县任上调回的年轻进士,详细描述某州府如何将修河款项层层克扣时,老人突然拍案:
“停!你刚才说,那笔修河款最后实际用于工程的不足三成。可有凭证?”
年轻进士从怀中掏出一卷账簿抄本:“这是下官混入府衙账房,用了七个晚上偷偷誊录的。每笔款项流向、经手人、时间,都与工程进度对不上。”他顿了顿,“更关键的是,下官去看了那段河堤——用的土方量,只有账目记载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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