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福尔摩斯之间的关系，虽未完全恢复到往日那般全然的默契无间，但至少那层因理念冲突而产生的坚冰已然消融。
我们达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共识：在面对如此超越常理的敌人时，我们必须将彼此的能力——他的超越性洞察与我的务实根基——结合起来，方能有一线胜机。他继续在他那由几何学与禁忌知识构成的深渊边缘探索，而我，则更多地负责整理线索、核实信息，并作为他与现实世界之间一道必要的缓冲。
然而，外界的风暴却不会因我们内部的暂时和解而有丝毫停歇。
伦敦，尤其是东区，已然被“开膛手”的恐怖彻底攫住。
报纸上用最大号的铅字印刷着骇人听闻的标题，公众的恐慌如同瘟疫般蔓延，夜晚的街道变得空空荡荡，仿佛整个城市都在屏息凝神，等待着下一柄屠刀的落下。
这种无处不在的恐惧，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压力，如同不断收紧的绞索，牢牢套在了苏格兰场的脖子上。
在这般山雨欲来的气氛中，雷斯垂德探长再次造访了贝克街。但与以往那种带着困惑与求助的神情不同，这一次，他的脸上洋溢着一种近乎亢奋的、如释重负的光芒，步伐也显得格外轻快。
“福尔摩斯先生！华生医生！”他几乎是闯了进来，帽子也忘了脱，声音因激动而格外响亮，“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我想……我想我们终于抓住他了！那个该死的‘开膛手’！”
我与福尔摩斯交换了一个眼神。福尔摩斯放下了手中正在演算的几何图纸，脸上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带着询问意味的惊讶。
“哦？这么快？这倒是个意外的进展。请坐下慢慢说，雷斯垂德探长。”
雷斯垂德迫不及待地跌坐在扶手椅中，身体前倾，压低声音，仿佛怕被外人听去了这天大的机密。“是一个名叫约翰·皮泽的家伙，绰号‘皮革围裙’！你们可能也听说过这个名字，他在白教堂一带是个出了名的恶棍，专门骚扰、勒索那些可怜的妇女，总是系着一条肮脏的皮围裙，据说随身带着几把锋利的刀子。”
我确实对这个名字有所耳闻，此人的风评极差，是警方名单上的常客。
“我们之前就怀疑过他，但一直缺乏直接证据。”雷斯垂德继续说道，语速快得像是在放连珠炮，“但这次不同了！我们有目击者声称，在安妮·查普曼遇害当晚，看到‘皮革围裙’在汉伯里街附近出现，行踪鬼祟！而且，我们在他肮脏的住所里，搜出了几件来历不明的女性物品，虽然还不能直接指向受害者，但极其可疑！最重要的是，”
他深吸一口气，加重了语气，“有人指证，曾听到他醉后吹嘘，说要‘给那些女人一点颜色看看’！”
他说完，充满期待地看着福尔摩斯，仿佛在等待他的祝贺与钦佩。
我心中却是疑窦丛生。
目击报告模糊不清，来历不明的物品缺乏直接关联，醉后的狂言更是难以作为法庭证据……这些所谓的“确凿证据”，在福尔摩斯往常的标准看来，简直如同沙土筑成的堡垒，不堪一击。
我几乎能预见到福尔摩斯会如何冷静地、一条条地剖析这些证据的脆弱之处，给雷斯垂德当头泼下一盆冷水。
然而，福尔摩斯的反应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他没有立刻反驳，而是沉吟了片刻，手指轻轻敲打着椅子的扶手，仿佛在认真权衡这些证据的分量。然后，他抬起头，看向雷斯垂德，脸上带着一种深思熟虑的表情。
“听起来……你的推论确实很有前景，雷斯垂德探长。”
福尔摩斯缓缓说道，语气中听不出丝毫的讽刺或质疑，“目击者的证词，可疑的物品，再加上具有威胁性的言论……这些线索组合在一起，的确构成了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链条。这个约翰·皮泽，无疑具有重大的嫌疑。”
雷斯垂德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仿佛得到了最高权威的认证。
“不过，”福尔摩斯话锋一转，但并非指向证据的核心，而是提出了一些“完善”的建议，
“为了确保案件能够顺利起诉，避免在法庭上被辩护律师钻了空子，或许……我们还需要一些更具体的、能将皮泽与案发现场更紧密联系起来的物证。例如，”
他故作沉思状，“我注意到，在有些案发现场的泥泞中，发现过一种特定型号的靴子印记，与皮泽惯常穿着的靴子底纹颇为相似。又或者，是否有可能，在搜查他的物品时，遗漏了一些细微的、可能沾染了受害者血迹的物件？比如一块看似普通、却未曾仔细检查的磨刀石，或者其皮围裙的缝隙里，是否能用更精密的化学方法检测出血液残留，比方说我曾经提出的蛋白测定法，我很乐意为你提供一些技术细节上的支持。”
福尔摩斯提出的这几条，都是些看似关键、实则处于证据链条“边缘”的细节。它们无法直接证明皮泽就是那个以特定几何方式杀人的“开膛手”，但足以在公众和急于结案的陪审团面前，将他牢牢地钉在“凶残变态杀手”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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