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三年，旧历甲戌年，六月朔一。
奉天城。
浪速通两侧的洋槐树上，蝉嘶力竭地叫着，声音黏稠，与有轨电车的叮当声、人力车夫的吆喝声、小贩沿街叫卖“奉天冰点”的呜咽声，混作一团，糊在每个人的耳朵上。
街面上，黑色的“满洲国”五色旗与红日旗并排悬着，在几乎没有风的空气里软塌塌地垂着，旗角偶尔卷动一下，也显得有气无力。
《盛京时报》编辑部就在这条街中段，一幢不起眼的二层砖楼里。临街的窗户开着，但灌进来的风也是热的，混着油墨、纸张和男人汗液的味道。头顶的吊扇嗡嗡转着，扇叶的影子在地板上划出模糊的圆弧，却驱不散满屋的燥郁。
袁镜吾坐在靠窗的位子，正校对着手里一篇关于“新京”大同大街道路拓宽工程的短讯。钢笔尖在“日满亲善”、“王道乐土”这类字眼上略微停顿，又流畅地划了过去。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一截清瘦但结实的手腕。鼻梁挺直，眉毛浓黑，眼睛看稿子时微微眯着，眼神沉静，像一口深井，外面再热，井水也是凉的。
他今年二十七岁，在这家报纸做了四年外勤记者。四年前，他从北平的大学回来，本想去关内，父亲一封信把他叫回了东北。信里没多说，只一句：“东三省是你的根。”回来不久，就进了这家日本人实际掌控的报纸。日子久了，他学会了两件事：一是什么该写，二是什么不该问。
“镜吾！”
里间主编室的门开了条缝，探出一张圆胖的脸，是主编老周。老周五十来岁，脸上总挂着那种职业性的、略带疲惫的笑容，像一张戴久了的人皮。
“来一下。”
袁镜吾放下笔，起身进去。主编室稍小些，同样闷热。老周的办公桌上堆着稿件、电文和吃了一半的便当盒。墙上除了日历，还并排挂着两张像——左边是“满洲国”皇帝溥仪，右边是日本天皇裕仁。两张像都框在玻璃后面，面无表情地俯视着这间斗室。
“营口分社来的电报。”老周没绕弯子，把一张电报纸推过来，“辽河大水，四十多天了，雨就没停过。田庄台、河北一带，全淹了，堤防好几处告急。你跑一趟，实地看看，写篇水灾报道回来，要详实，最好拍几张照片。”
袁镜吾拿起电文扫了一眼。措辞很克制，但“数十村庄被淹”、“灾民流离”、“恐有疫情”这几个字眼，还是能感受到字面背后的严峻。
“什么时候动身？”
“越快越好。下午有趟火车去营口，你赶那趟。”老周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推过来，“差旅费，介绍信也在里面。到营口找警察署和市政公所，他们会安排人带你去看。”
袁镜吾接过信封，捏了捏，点点头：“明白。重点报道灾情和赈济情况。”
“对，灾情要报，但分寸你自己把握。”老周身体前倾，声音压低了些，脸上那职业性的笑容淡了，露出底下真实的疲惫和某种更复杂的东西，“‘民不聊生’、‘饿殍遍野’这种词，千万别用。多写当局如何积极赈济，红十字会如何施粥，灾民如何互助……总之，懂吗？”
“懂。”袁镜吾把信封收进长衫内袋。他当然懂。在这张报纸上，真实常常需要穿上合适的衣裳才能露面。
他转身准备离开，手刚搭上门把手。
“袁君。”
另一个声音从里间更深处传来。声音不高，带着日本人说汉语时特有的、略微平板而清晰的腔调。
袁镜吾停下，转身。
里间还有一扇门，通常关着，此刻却开了。菊池荣太郎站在门内阴影里，正用一块雪白的手帕擦拭着金丝眼镜。他四十岁上下，穿着熨帖的藏青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即使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领带也打得端端正正。他是报社的副主编，名义上是老周的副手，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报纸真正拿主意的，是这位东京帝国大学新闻科出身、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菊池桑。
菊池戴上眼镜，镜片后的眼睛看向袁镜吾，目光平静，像手术刀。
“去营口？”菊池走出里间，站到光线稍亮的地方。他比袁镜吾矮半个头，但那种从容不迫、一切尽在掌握的气度，让他显得并不矮小。
“是，菊池先生。去采访水灾。”
菊池点点头，踱到窗边，望着楼下街景。半晌，才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像在自言自语，又像特意说给袁镜吾听：
“辽河啊……古老的大河。每次泛滥，都会带出许多古老的传说。”
他转过身，目光重新落在袁镜吾脸上，这次停留得更久些。
“袁君，这次去，除了水灾本身，不妨也多听听民间的说法。老百姓在河边住久了，看到的东西，和我们坐在办公室里想象的不一样。”
袁镜吾心头微微一动，脸上依旧平静：“您是指……灾情的细节？”
菊池嘴角勾起一个很浅的弧度，那不像笑，倒像某种精细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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