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转身，走回书桌旁。将摊开的手稿，父亲的信，那页写着“箱子底下”的残破纸条，以及那叠早已熟读的残页，一一仔细收好，重新用油纸包裹，放入铁皮箱中。然后，他跪下来，将被撬坏的地板勉强盖回原处，用尘土和杂物稍作掩饰。
做完这一切，他提起那只沉甸甸的铁皮箱，最后看了一眼这间充满父亲气息、如今已物是人非的书房，轻轻带上了门。
门外，母亲已经醒来，正倚着门框，无声垂泪。他走过去，握住母亲冰凉的手，低声道：“娘，我们收拾一下，过几天，我接您去奉天。”
母亲看着他，浑浊的眼中满是哀伤，却也有一丝了然的平静。她点了点头，什么也没问。
民国三十四年，旧历七月初八。
奉天城浸泡在一种奇异的、近乎真空的寂静里，然后，是火山喷发般的喧嚣。
消息如同野火，瞬间燎原。日本，投降了。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广播里，报纸的号外上，街头巷尾飞速传播的耳语中，这个石破天惊的事实，以各种方式冲击着这座被殖民了十四年的城市。
最初的死寂过后，巨大的声浪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迸发出来。有人冲上街头，挥舞着不知从哪里找来的、早已破烂褪色的青天白日旗，放声大哭，涕泪横流。有人跪在街心，对着南方，咚咚地磕头，额头磕出血印。有人相拥而泣，语无伦次。有人冲进日侨商店，砸碎玻璃，抢出货物，随即被维持秩序（此刻已不知为谁维持）的军警驱散。鞭炮声零星响起，很快连成一片，硝烟味混着热浪，在八月的午后蒸腾。更多的，是茫然站在街头，看着这一切，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的人。他们被巨大的变故冲击得麻木了，不知该哭还是该笑，不知明天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袁镜吾站在《盛京时报》报馆外的街角，手里还拿着一份刚刚印出、墨迹未干的、宣布“终战”的号外。他看着眼前这片失控的、混杂着狂喜、悲伤、宣泄与茫然的沸腾海洋，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没有哭，没有笑，甚至没有如释重负的轻松。心中是一片近乎虚无的平静，仿佛隔着厚厚的玻璃，观看一场与己无关的、嘈杂的戏剧。
他想起去年秋天，在这同一条走廊里，菊池荣太郎用那种平静到冷酷的语气说：“《盛京时报》，办不了几年了。”
他说对了。而且，比预想的更快。这份报纸，连同它背后的一切，都将随着今天这个日子，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那些曾经在上面刊登过的“祥瑞”臆想、“圣战”谎言、以及对“龙骨”的猎奇报道，都将变成一堆无人问津的废纸，迅速发黄、脆裂，被遗忘。
菊池……他此刻在哪里？是正在某个密室焚烧文件，还是已悄然登上了返回日本的船只？抑或，像很多预感末日来临的帝国精英一样，选择了更彻底的方式？
袁镜吾不知道。他也不太关心。菊池这个人，连同他代表的那个试图寻找并掌控“中国人魂魄”的疯狂企图，都已成为过去时的一部分。那个企图注定失败，因为“魂”是找不到的，它就在这街头每一个哭泣、欢笑、磕头、茫然的中国人身上，在他们的血脉里，在他们被压抑了十四年、此刻终于能稍稍喘息的呼吸里，也在那些散落在山河民间、关于“龙”的破碎记忆和袁家世代默默的“记录”里。它无法被“找到”并控制，它只能被感知，被承载，在苦难与抗争中生生不息。
菊池荣太郎在那年冬天，死于奉天。死因众说纷纭。有说是得知帝国彻底失败、野心破灭后，在寓所切腹自尽。有说是在混乱的遣返途中，因急病或旧伤复发，死于某列拥挤肮脏的遣返列车或临时的收容所。也有更隐晦的传言，说他涉及某些过于机密、必须被“处理”的事务，被自己人灭口。真相比他生前更加扑朔迷离。
袁镜吾后来曾试图打听过，毕竟，菊池是那场围绕“龙”的暗战中，一个至关重要且对他知根知底的对手。但所有的线索都如同断线的风筝，消失在1945年冬天奉天那场百年不遇的大雪和随之而来的、更加混乱的时局中。没有确切的死亡证明，没有墓地，没有讣告。他就那样消失了，像一滴水汇入沸腾后又迅速冷却的历史洪流，无影无踪。
袁镜吾再也没有见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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