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清晨，我们搭乘最早一班马车离开了贝克街。
伦敦的雾比前一日更浓了。
马车驶过摄政街时，我看见路边的煤气灯仍然亮着，一团团昏黄的光晕在雾中浮动，如同溺水者在浊浪中伸出的手。车夫不得不将速度放慢到比步行快不了多少的程度，马蹄踏在潮湿的鹅卵石上，发出沉闷而孤寂的回响。
福尔摩斯坐在我对面，从出门到现在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他身穿那件深灰色的长披风，领口高高竖起，遮住了半张脸。我只能看见他那双敏锐得如同出鞘刀锋的眼睛，此刻却仿佛望向了某个遥不可及的地方。他的嘴唇紧抿成一条细线，右手无意识地转动着那根从不离身的手杖，银质的猎犬头杖柄在昏暗中偶尔反射出一丝冷光。
我知道这样的沉默意味着什么。在过去几年与福尔摩斯共处的岁月中，我渐渐学会了一件事：当他在接到一桩新案件后陷入长久的沉默时，那绝不是在发呆。他的大脑正在以常人难以企及的速度运转，将每一个已知的细节放在他那架精密的逻辑天平上反复称量。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形式的交谈都是多余且不受欢迎的。于是我也保持了沉默，将目光投向车窗外那片流动的、不透明的灰色。偶尔有行人从雾中浮现，又迅速被雾气吞没，如同一场无声的皮影戏。
马车在蓓尔美尔街一扇朴素无华的黑色大门前停了下来。门上没有任何标识，没有招牌，没有门牌号，只有一个黄铜门环，擦得锃亮，形状是一只紧握着橄榄枝的手。
说起第欧根尼俱乐部，我不得不在此处稍作说明。它是伦敦最古怪的绅士俱乐部，接纳的全是城里最孤僻、最不喜交际的人。俱乐部有一条铁一般的规矩，在公共区域内，严禁交谈。据说曾有一位子爵在阅览室里无意中对邻座说了一句“这天气真糟糕”，第二天便收到了措辞客气的退会通知。这条规矩看似不近人情，但对于那些真正渴望在喧嚣的伦敦城中寻得一方绝对安静的人来说，这里无疑是一处难得的避难所。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是这家俱乐部的创始成员之一，也是它最忠实的常客。
我们推门而入，穿过一道厚重的天鹅绒门帘，进入了大厅。
这里的安静令人不由自主地放轻脚步。壁炉中的火焰无声地燃烧着，地上铺着厚得足以吞没一切足音的波斯地毯，那暗红色的繁复花纹已经被长年累月的踩踏磨出了经纬。大厅里散坐着七八位绅士，每一个人都深陷在高背扶手椅中，面前摊着报纸或书籍，彼此之间保持着恰如其分的距离。
没有人交谈，没有人咳嗽，甚至没有人翻报纸时发出稍微响亮一点的声音。空气中弥漫着旧皮革、雪茄烟和上光蜡的气味，光线从厚重的深绿色窗帘缝隙中透进来，将一切染上了一层古旧的琥珀色。整个场景宛如一座沉入海底的图书馆，连时间本身都仿佛在这里放慢了流速。
福尔摩斯走向大厅深处一扇不起眼的门。门后是一条狭窄的走廊，走廊尽头是这间俱乐部中唯一被允许进行交谈的房间:访客会客室。当我们推门进入时，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已经在那里了。
如果说有哪两个人能让我在见到时立刻惊叹于血缘的力量，那便是歇洛克·福尔摩斯与他的兄长迈克罗夫特。他们有同样高耸的颧骨，同样锐利的灰色眼睛，同样宽阔饱满的前额——这是属于福尔摩斯家族的面相印记。
然而迈克罗夫特在体格上比歇洛克大了整整一圈，整个人深陷在一把特制的大号扶手椅中，仿佛一座被安放在座位上的山。他的面前摆着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杯波特酒、一小碟干酪和一份翻开的《泰晤士报》，报纸的空白处密密麻麻地写满了铅笔批注——字迹极小，却异常清晰，一眼便知出自同一个习惯用精确性来弥补一切不确定性的大脑。
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我从他那双与歇洛克如出一辙的灰色眼睛里看到了一种罕见的情绪。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不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那是一种审慎的、克制的不安，如同一个站在甲板上的船长在远方的天际线上瞥见了一抹不属于任何气象记录的异色。
“请坐，歇洛克。还有您，华生医生。”迈克罗夫特的声音低沉而平缓，“感谢您愿意一道前来。我猜想，歇洛克已经向您透露了大致的情况。”
“他告诉我的，不如我自己猜测的多。”我如实回答，在迈克罗夫特对面的一把深绿色皮椅上坐了下来。
“那么您一定已经猜到，此事非同小可。”迈克罗夫特将粗壮的手指交叉放在腹部，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与他弟弟如出一辙，“否则我不会亲笔写那封信，更不会动用俱乐部的专人送信渠道。在我们正式进入正题之前，歇洛克，我想听听你目前所掌握的情况。”
福尔摩斯脱下披风，仔细叠好，搭在椅背上，然后在迈克罗夫特对面坐下。他的姿态是放松的，脊背靠在椅背上，一条腿优雅地搭在另一条腿上。但我注意到他的手指正无意识地敲击着扶手——一个他只有在极度专注时才会流露出的细微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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