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代表团再次走进韩城县衙会议室时，彼得罗夫的表情明显收敛了许多。他的目光扫过端坐在后排的十几名中外记者——那些镜头和笔记本，此刻成了无声的制约。
长桌两侧，气氛凝重如铁。
“朱琳女士，”彼得罗夫这次先开口，声音克制，“关于此前边境发生的……不幸事件，莫斯科方面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只要贵方释放我方被俘人员，特别是科瓦廖夫上校，苏联愿意撤回所有边境部队，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误会。”
朱琳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浮沫，抬眼看向对方：“误会？彼得罗夫先生，三千机械化步兵、十二辆坦克，在凌晨四点越过国境线二十公里，炮击我军哨所——这可不是‘误会’能解释的。”
“那是巡逻部队的导航失误……”彼得罗夫试图辩解。
“导航失误到把炮弹精准砸在我军阵地上？”朱琳放下茶杯，声音依然平静，却字字如钉，“代表先生，既然贵国认为这是‘误入’，那我方将士自卫反击，俘虏‘迷路’的贵国军人，也是合乎情理吧？”
彼得罗夫的脸色变了变：“朱女士，我提醒你，苏联政府已经展现了最大的诚意……”
“诚意？”朱琳忽然笑了，那笑意却未达眼底，“如果真有诚意，贵国该做的第一件事，是公开承认越境事实，向我方阵亡将士的家属道歉赔偿。而不是派代表坐在这里，用‘撤回部队’作为交换条件。”
她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苏联代表团：“庆阳镇的血还没干透，边境哨所烈士的坟头才刚立起来。彼得罗夫先生，你现在跟我谈‘交换’？”
会议室陷入死寂。记者们的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记录着每一个字。
彼得罗夫深吸一口气，压低声线：“朱琳，你要想清楚。苏联的忍耐是有限的。如果你一意孤行……”
“那就让你们的‘有限忍耐’见鬼去吧。”朱琳转过身，目光如刀，“人，我不会放。要打，我奉陪。”
谈判在二十分钟后彻底破裂。
彼得罗夫带着人离去时，甚至没有说再见。那背影里透出的寒意，让几个年轻记者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记者们散去了。会议室里只剩下韩城核心成员。
刘军第一个开口：“琳，这次苏联恐怕真的要动真格了。”
“我知道。”朱琳坐回主位，手指轻叩桌面，“但这一仗，必须打。不打，苏联会觉得我们好欺负，其他列强也会跟着伸手。打了，哪怕打不赢，也要让他们知道——咬下我们一块肉，得崩掉几颗牙。”
她看向李燕：“通知马仁义，兵工厂进入最高战备。所有火箭筒优先装备西北前线部队。”
“是！”
“陈乾，你负责组织民兵训练。西北现在人口多了，把十六到五十岁的男子都编入民兵队，发枪，教他们基本的防御战术。”
“明白！”
“秦川，加固所有防线。特别是北线，按抗住苏军一个机械化军火力的标准来修工事。”
“交给我！”
一道道命令如流水般下达。整个西北，如同一台精密的战争机器，开始全速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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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战俘营，三千多名苏军俘虏被分别关押在六个营地。
每天早上七点，营地广播准时响起。会说俄语的战士用标准的莫斯科口音朗读《战争与和平》片段，接着播放柴可夫斯基的乐曲。午饭后是“政治学习时间”——不逼他们骂苏联，只讲中国历史，讲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对华的欺凌，讲普通中国老百姓的苦难。
起初俘虏们嗤之以鼻。但一周后，变化开始出现。
一些年轻士兵在听《南京条约》的讲解时低下了头。有几个参加过中东铁路战争的老兵，在听到中国士兵伤亡数字时，别过了脸。
科瓦廖夫被单独关押。这个骄傲的上校起初绝食抗议，但三天后，当看守把一碗热腾腾的羊肉面端到他面前时，他动摇了。
“上校，”看守用俄语说，“绝食改变不了什么。吃饱了，才有力气思考——这场战争，到底是为了什么。”
科瓦廖夫盯着那碗面，良久，端起碗，狼吞虎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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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西北紧张备战时，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迁徙正在中国腹地发生。
河南开封火车站，人山人海。
“去西北的这边排队！每户凭户口本领安置证！”
“乡亲们别挤！车有的是！到了西北有地分，有房住，孩子有书读！”
站台上，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汉拉着孙子，颤巍巍地问：“同志，真……真给十亩地？”
“大爷，千真万确！”工作人员大声说，“朱县长亲口说的，骗您是孙子！”
“好……好……”老汉老泪纵横，“俺家在黄河边那三亩地，年年淹，年年挨饿……这下好了，这下好了……”
这样的场景在全国几十个车站上演。从河南、安徽、湖南、湖北……无数拖家带口的百姓，揣着微薄的家当，挤上开往西北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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