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9月，广西十万大山。
白崇禧站在桂林指挥部的沙盘前，手中拿着一支红蓝铅笔，眉头紧锁。沙盘上山峦起伏，一条条细线代表着公路、小径、河流——这是广西特有的喀斯特地貌，山多洞多，易守难攻。
“报告长官！”一名通信兵快步进来，“日军第五师团先头部队已抵达钦州湾，预计三日内完成登陆。”
“知道了。”白崇禧头也不抬，“告诉各部队，按计划行动。记住——放进来打，关门打狗。”
“是！”
通信兵离开后，白崇禧走到窗前，望着南方连绵的群山。他的老搭档李宗仁因病在重庆休养，现在整个桂系的担子都压在他肩上。但白崇禧不担心——广西是他的家乡，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他都了如指掌。
更重要的是，他现在手里有了一副好牌。
三个月前，朱琳派来的谈判代表秘密来到桂林。谈判桌上摆着的不是文件，而是一张清单：五千支中华一型半自动步枪、两百挺重一型重机枪、五十门120毫米迫击炮、二十辆38型坦克，还有……十二架歼-1战机。
“朱总指挥只有一个条件，”代表说，“守住广西，拖住日军南下步伐。另外……未来在东南亚，希望广西能出些人手。”
白崇禧当时就明白了。朱琳要的不仅是广西的战场，更是广西的人——那些熟悉山地丛林作战、能吃苦耐劳的广西兵，正是经营缅甸、越南最合适的人选。
他答应了。现在，那些新式武器已经装备到部队。广西狼兵本就悍勇，配上先进装备，更是如虎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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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湾至南宁的公路上，日军第五师团正在艰难推进。
师团长中村明人坐在装甲车里，脸色阴沉。这是他第二次踏上广西的土地——1940年那次，他的部队在昆仑关被打得头破血流，伤亡惨重。如今卷土重来，心里多少有些阴影。
“师团长，先遣队报告，前方公路安全，可以通行。”参谋报告。
“安全？”中村明人冷笑，“在广西，没有安全这两个字。命令部队，保持警戒，缓慢推进。”
他的谨慎是有道理的。先遣队的大佐带着三十名侦察兵刚刚通过的一段公路，此刻静得可怕。公路两侧是茂密的树林，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斑驳的光影。
树林深处，一百多名广西民军正屏息潜伏。他们不是正规军，而是当地百姓自发组织的游击队。领头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猎户，姓韦，大家都叫他韦老枪——因为他手里那支老套筒，三十年来从没空过枪。
“韦叔，鬼子过去了。”一个年轻人低声说。
“不急，”韦老枪眯着眼，“大部队还没来呢。”
他们等了一个小时。终于，远处传来汽车引擎的轰鸣声。日军主力部队出现了——卡车、装甲车、摩托车，排成长龙。
韦老枪举起右手，缓缓下压。这是动手的信号。
轰！轰！轰！
埋在公路下的地雷接连爆炸。这不是普通的地雷，而是工兵专门设计的“连环雷”——第一颗炸，后面的跟着炸。整段公路在爆炸声中塌陷，三辆卡车翻进路边的深沟。
“敌袭！敌袭！”日军慌乱地跳下车，寻找掩体。
但攻击还没结束。
树林中突然响起枪声。不是密集的扫射，而是精准的点射——嘭，嘭，嘭。每一声枪响，就有一个日军倒下。
“八嘎！在树林里！”中村明人趴在一辆坦克后面，气急败坏，“派部队进去清剿！”
一个大队的日军冲进树林。他们以为面对的只是些土八路，但很快就发现错了。
韦老枪的人根本不跟日军正面交火。他们利用对地形的熟悉，在密林中神出鬼没。这里一个陷阱——削尖的竹签插进鬼子脚心；那里一个套索——鬼子被倒吊起来；更可怕的是那些涂着毒药的弩箭，从树叶间无声射出，中者立毙。
“撤！快撤！”带队的日军中佐见势不妙，想要撤退。
但已经晚了。韦老枪亲自带着十来个好手，从侧面包抄过来。他们不用枪，用柴刀、用砍刀，甚至用削尖的竹竿。近身肉搏，广西人的悍勇展露无遗。
半个小时后，冲进树林的那个日军大队，能活着出来的不到五十人。
中村明人接到报告，气得差点吐血。他亲自带卫队返回事发地点，看到的是一片狼藉——公路上弹坑累累，树林边横七竖八躺满了日军的尸体。
“八嘎呀路！”他拔出军刀，对着空气乱砍。
就在这时，树林里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
中村明人感觉胸口一热，低头看去——一个血洞正在汩汩冒血。他想喊什么，但喉咙里只能发出咯咯的声音，随后轰然倒地。
第五师团，师团长玉碎。
消息传回桂林，白崇禧只说了三个字：“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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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缅甸北部。
卫立煌站在临时指挥所里，看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标注，头疼欲裂。他是蒋介石亲自任命的远征军副总指挥，但实际指挥权在朱琳手里——这是谈判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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