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三十三年的春天，京城来人了。
来的是个年轻人，二十七八岁，穿着七品官服，骑着马，后头跟着两个随从。他在村口老槐树下勒住马，四下张望了一圈，然后翻身下马，朝周里正作了个揖。
“敢问老丈，此处可是乱石村？”
周里正正蹲在碾盘边抽烟，见这架势，连忙站起来：
“正是。敢问大人是……”
那年轻人道：“下官姓程，翰林院编修，奉旨来贵村采风。”
周里正愣住了。
翰林院？奉旨？采风？
他一辈子没跟这么大的官打过交道，手都不知往哪儿搁。
程编修倒是随和，笑着说：
“老丈不必紧张。下官就是来看看，你们村这些年是怎么弄的。听说你们这儿有村规，有便民堂，有织布坊，灾年里一个人没逃？”
周里正点点头。
程编修眼睛亮了：“那太好了。下官想在村里住几日，好好看看。不知方便不方便？”
周里正连忙道：“方便方便！大人请随我来。”
他把程编修安顿在便民堂旁边的空房里——就是当年彭家父子住过的那间。又让周柄从便民仓取了些新粮，让刘杏儿她娘帮着做饭。
程编修在村里住了七天。
七天里，他把乱石村翻了个底朝天。
他看水渠，看粮仓，看织布坊，看便民堂。他翻那些村规，翻那些账册，翻那些手抄的册子。他跟周里正说话，跟赵老根说话，跟周二贵说话，跟刘杏儿说话，跟赵守田说话。
他把每个人说的话都记下来，记了厚厚一本册子。
临走那天，他去了小院。
林越靠在藤椅上，望着这个站在廊下的年轻人。
程编修恭恭敬敬作了个揖：
“林先生，晚生程砚，翰林院编修。奉旨来贵村采风，今日特来拜谢。”
林越望着他。
“坐。”
程编修在草墩上坐下，腰板挺得笔直。
林越没有绕弯子。
“你在村里看了七天，看出什么了？”
程编修想了想，道：
“晚生看出了一样东西。”
“什么？”
“规矩。”
林越没有说话。
程编修继续说：
“晚生走过不少地方，见过不少村子。有的富，有的穷，有的热闹，有的冷清。可从来没有一个村子，像贵村这样——人人知道该干什么，人人知道不该干什么。这不是一条一条的规矩，这是……”
他顿了顿，似乎在找合适的词。
“这是一种风气。”
林越望着他，嘴角那道细浅的纹轻轻往上牵了牵。
“程大人，”他说，“你是个明白人。”
程编修愣了一下，随即红了脸。
他忽然站起身，朝林越深深作了个揖：
“先生，晚生回去之后，会把在贵村所见所闻，如实奏报朝廷。先生这些年的心血，不该只在乱石村。”
林越没有说话。
他只是望着远处那片棉田，望了很久。
程编修走了。
走出院墙豁口，走出榆树巷，走出村口老槐树。
走出很远，他又回过头来。
那座青砖小院，在春日的阳光里静静的。
他站在那里，望着那个方向，望了很久。
然后他翻身上马，沿着官道，疾驰而去。
三个月后，朝廷的文书下来了。
周里正拿着那份文书，手都在抖。
文书上写着：
“北直隶河间府北沧州乱石村，立村规、修水利、建仓储、兴教化，三十年间，由穷乡僻壤变为富庶之地。其村规民约，切实可行；其互助之风，堪为典范。着各省布政使司，将乱石村村规刊印成册，颁行各府州县，以为乡治之范本。”
周里正把这文书念了三遍。
念完，他蹲在村口老槐树下，半天没动。
赵老根走过来，问他：
“咋了？”
周里正抬起头，眼眶红红的：
“铁柱哥，咱村……咱村成典范了。”
赵老根愣了一下。
“啥典范？”
“全国的典范。”周里正说，“朝廷要把咱村的村规，发到全国去。”
赵老根站在那里，望着周里正，望着他手里那张纸，望着村口那棵老槐树。
他忽然想起三十多年前，这村子穷得叮当响的时候。那时村里人见了面，说的都是“今年又欠了多少债”“明年日子咋过”。
如今，朝廷要把他们的村规，发到全国去。
他蹲下来，把脸埋进膝盖里。
周里正也蹲下来。
两个老头，蹲在老槐树下，谁也没说话。
过了很久，赵老根闷声道：
“这事儿，得让先生知道。”
那本刊印成册的《乱石村村规》，后来送到了全国各地。
周里正收到了一摞样书，厚厚一大叠。他抱着那些书，去了小院。
林越靠在藤椅上，接过一本，翻开。
扉页上写着：
“泰昌三十三年奉旨刊印。此规据北直隶河间府北沧州乱石村立村三十余年实践辑录而成，颁行天下府州县，以为乡治之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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