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的早晨很冷。
林见星站在青年旅舍狭窄的房间里，透过沾满水汽的窗户往外看。街道湿漉漉的，石板路面反射着灰白色的天光，几个早起的人裹着厚外套匆匆走过，呼出的气息在空气中凝成白雾。远处的港口隐约可见，起重机像沉默的巨人矗立在雾霭中。
这是他来到这座城市的第三天。
从巴黎到哥本哈根，他选择了一种最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先坐火车到布鲁塞尔，再换乘夜间大巴，最后一段搭了一个德国游客的顺风车。没有用信用卡，只用现金支付；没有住正规酒店，只找不需要登记护照的家庭旅馆和青年旅舍；没有在任何社交平台更新动态，连手机都很少开机。
他想把自己从世界上抹去，哪怕只是暂时的。
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一个简易衣柜和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放着他的背包，里面是仅剩的几件换洗衣物、洗漱用品、父亲的戒指，以及一个用防水袋装着的、从巴黎机场书店买来的丹麦语入门教材。
他还没有翻开那本书。不是因为没时间，是因为没动力。
过去三天，他的生活简单到近乎机械：早上七点醒来，洗漱，下楼吃旅舍提供的简单早餐（通常是黑麦面包、奶酪和咖啡）。然后出门，漫无目的地走。穿过老城狭窄的街道，走过新港彩色的房子，沿着运河一直走，走到脚痛，走到大脑放空，走到暂时忘记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下午，他会找一个咖啡馆坐下，点一杯最便宜的黑咖啡，拿出笔记本和笔，尝试写点什么。有时候是日记，记录当天的所见所闻；有时候是写给自己的信，试图梳理那些混乱的情绪；有时候只是乱涂乱画，线条纠缠在一起，像他此刻的内心。
但更多的时候，他什么也写不出来。只是坐着，看着窗外的人来人往，看着那些与他无关的、正常的、有序的生活。
晚上，他回到旅舍，洗澡，躺下，闭眼。睡眠很浅，像漂浮在意识表层，随时会被惊醒。梦里还是那些熟悉的画面：父亲的文件，顾夜寒的眼神，比赛失败的水晶爆炸声，更衣室里压抑的沉默。每一次惊醒，他都坐在黑暗中喘息，感觉心脏在胸腔里疯狂跳动，像要从喉咙里蹦出来。
然后他会拿出父亲的戒指，握在手心。冰凉的金属渐渐被体温捂热，那种实在的触感，是此刻唯一能让他确认自己还活着的证据。
第三天下午，他决定去找工作。
不是因为缺钱——他离开时带的现金还够用一段时间——是因为他需要做点什么来填满时间，来阻止自己不断地回忆、不断地分析、不断地在脑海中重演那些痛苦的片段。
旅舍的前台是个热情的丹麦女孩，叫艾玛，会说一些英语。林见星问她附近有没有招临时工的地方，最好是那种不需要太多语言交流、不需要身份证明的工作。
艾玛想了想，说：“港口那边有家海鲜处理厂，经常招短期工，按小时计酬，现金支付。不过工作很辛苦，而且要早起。”
“没关系。”林见星说。
“还有，”艾玛补充道，“老城有家中餐馆，老板是中国人，有时候需要帮厨或者洗碗工。你可以去问问。”
林见星谢过她，决定两个地方都去看看。
海鲜处理厂在港口深处，厂房很大，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海腥味和漂白水味道。工头是个五大三粗的中年男人，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问了他几个问题：以前做过吗？能起早吗？能不能干重活？
林见星一一回答。工头打量了他几眼，似乎觉得他太瘦弱，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明天早上五点，准时到。迟到一分钟就不用来了。”
“谢谢。”林见星说。
离开工厂，他沿着码头走。深秋的哥本哈根港口风很大，吹得他的外套猎猎作响。远处的海面是铁灰色的，波浪翻涌，几只海鸥在风中艰难地盘旋，发出凄厉的叫声。
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直到手脚冻得麻木，才转身离开。
中餐馆在老城的一条小巷里，门面不大，招牌上写着“龙腾阁”三个汉字。推门进去，一股熟悉的油烟味扑面而来。店里没有客人，只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坐在收银台后面看报纸。
“您好。”林见星用中文说。
老人抬起头，推了推老花镜：“中国人？”
“嗯。”
“吃饭吗？现在还没开始营业。”
“不是，我是来找工作的。”林见星说，“听说您这里可能需要帮工。”
老人上下打量他：“以前做过餐饮？”
“没有。但我可以学。”
“为什么来这里找工作？”老人问，眼神里有种阅人无数的精明，“看你样子，不像是需要做这种工作的人。”
林见星沉默了几秒：“我需要一点事情做，也需要一点钱。”
老人看了他一会儿，叹了口气：“年轻人，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这话问得很直接。林见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低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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