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六年，八月初七。
西路军离开阴山北麓的最后一个已知水源地白道川，正式踏入一望无际的蒙古高原南部草原——秦人称之为“瀚海”。时值初秋，草色已开始泛黄，天空高远湛蓝，极目望去，天地相接处只有起伏的草浪，几乎没有任何显着的地标。
行军变得异常艰难。不仅要对抗逐渐凛冽起来的北风和日渐干燥的空气，更要应对草原上行军特有的问题：
方向。虽有简陋的“指南车”和观察星象、日影的老兵，但在缺乏参照物的草原上，保持精确的进军方向仍需极大细心，斥候小队不时需要前出数十里寻找地理特征确认方位。
水源。大军每日需消耗巨量饮水。韩信采纳向导建议，严格沿着几条季节河（此时多已断流或仅存细流）的干涸河床或已知的“海子”（湖泊）路线前进。每日扎营，第一要务便是掘井取水，有时需深挖数丈方见湿泥。
补给。十万民夫驱赶着上万辆各式车辆，运载着粮草、箭矢、备用马匹、器械。草原上没有道路，车辆在松软的草皮或沙地上行进缓慢，极易损坏。韩信下令将部分笨重物资分散由备用马匹驮载，并组织专门的工兵队伍逢山开路（实则多为平整地面），遇水（溪流）架设简易桥梁。
隐蔽。这是最大的挑战。八万战兵，十万民夫，近二十万人畜，即便分散成数路纵队，行进时扬起的烟尘在数十里外也清晰可见。韩信采取多项措施：各纵队拉开距离，交替行进；选择有低矮丘陵或河谷地形的路线；严格管控烟火，夜间甚至禁止大部分篊火；派出大量游骑在方圆百里范围内清剿可能存在的匈奴零散牧户或游骑——这是最危险也最关键的一环。
前军主将，是一位名叫苏角（史实人物，秦将）的悍将。他率领一万五千最精锐的轻骑，作为全军的尖刀和屏障，始终在大队前方五十到一百里活动。他的任务除了探路、找水，便是“净空”——消灭一切可能发现大军踪迹的活口。
八月十二日，苏角所部在一条名为乌里雅苏台河（虚构，约在今蒙古南戈壁省境内）的干涸河床附近，与一支约三百人的匈奴游牧部落迁徙队伍遭遇。部落中有老弱妇孺，牛羊数千。
没有犹豫，也没有怜悯。战争就是战争。苏角下令骑兵从三面包围，弓弩齐发，随后骑兵冲阵。战斗几乎是一边倒的屠杀。少数试图反抗的匈奴男子很快被淹没，老弱妇孺的哭喊声在箭雨和马刀下迅速沉寂。牛羊被驱散，帐篷被焚毁，所有尸体被拖入河床深处掩埋（尽可能），一切可能暴露大军方向和规模的痕迹被极力抹除。
看着冲天而起的黑烟和血腥的战场，苏角面色冷硬。他知道，这不是第一起，也绝不会是最后一起。大军行踪如同滚雪球，越往北，被发现的风险越大，遭遇的抵抗也可能越强。他们必须赶在匈奴主力反应过来之前，尽可能接近目标。
他召来斥候都尉：“派三队人，往北、西北、东北三个方向，再探出一百里。重点是寻找大队匈奴骑兵集结的迹象，以及……右谷蠡王部的确切位置。”
八月十五，中秋。姑衍水畔，匈奴王庭。
冒顿单于的心情如同帐外逐渐转凉的天气，阴郁而烦躁。左贤王从东线传回的消息喜忧参半：秦军东路军（蒙恬部）确实有五万之众，装备精良，行动谨慎，不断以小股骑兵试探、袭扰，但并未寻求决战。双方在瀚海东部边缘地带展开拉锯，秦军似乎意在牵制。
让他不安的是两件事：一是秦军东路军并未如预想般急于与王离部夹击，反而像是在……等待什么？二是西线右谷蠡王部回报，涿邪山以南、阴山以北的广大区域，并未发现大规模秦军活动，只有零星秦军斥候越境侦察，已被驱离或捕杀。
太安静了。安静得反常。
“秦人皇帝扶苏，不是畏战之人。他倾国之力北伐，绝不会只让蒙恬带着五万人来草原上散步。” 冒顿对帐中心腹将领道，“我们可能漏掉了什么。”
“大单于，会不会秦人主力仍在长城内，等待我军与蒙恬纠缠不休，再突然出塞？” 一名万骑长猜测。
“或者，他们走了更西的路？” 另一名将领迟疑道，“从朔方、陇西出塞，绕道河西，与月氏人勾结，从西边打过来？”
冒顿摇头：“月氏与我有约，且其内部不稳，不敢轻易与秦结盟。绕道河西，万里之遥，秦人补给无法维持。” 他走到帐中粗糙的羊皮地图前，目光在阴山至燕然山之间的广阔空白区域游移。那里是右谷蠡王的防区，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方向。
“右谷蠡王最后一次详细军报，是什么时候？” 他忽然问。
“八天前。说其部已抵近涿邪山南麓，正在休整马匹，并派出游骑向西、向南侦察。”
“八天……” 冒顿独眼微眯，“传令，用最快的马，让右谷蠡王立刻详细汇报其部所有游骑所见，尤其是阴山以北、涿邪山以南，有无大规模车马行迹、异常烟尘、被遗弃的临时营地或大量牲畜新鲜粪便！再令王庭‘白狼斥候’（最精锐的侦察兵）抽调三百人，即刻南下，越过右谷蠡王防区，直接探查阴山以北三百里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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