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踩着三轮车穿过巷口时，车斗里的烂菜叶正往下滴着污水。1998 年的新港区还没有像样的垃圾处理厂，他每天凌晨三点就得起床，把各个胡同里的垃圾筐往车上敛，最后拉到城郊的大坑里一倒 —— 那片后来被称作“垃圾山”的地方，当时已经能看见露出的塑料瓶在荒草里反光。
“王师傅，等等！”巷尾的张婶追出来，手里攥着个鼓鼓的塑料袋，“家里孩子攒的废报纸，你看能不能换块肥皂？”王忠停下车，接过袋子往车斗角落一塞。那时还没有“垃圾分类”的说法，居民们只知道废铜烂铁、旧书报能换点小东西，剩下的厨余、破烂全混在一个筐里，夏天招苍蝇，冬天冻成硬疙瘩。
最让王忠头疼的是梅雨季。三轮车在泥泞的小路上打滑，垃圾渗出来的污水顺着车轱辘往下淌，路过的行人都捂着鼻子躲。有次他不小心把车倒进了水坑，满车垃圾泡在水里，散发出刺鼻的酸臭味。他和帮忙的同事折腾了两个小时才把车抬出来，回家后洗了三遍澡，身上还带着股挥之不去的馊味。
“这活儿不能干一辈子。”妻子看着他磨破的手套，眼圈红了。王忠当时没说话，只是默默把换回来的肥皂递给孩子。他想过转行去工地搬砖，但环卫所给的每月一百八十块工资，是家里重要的收入来源。那时的新港人，提起“垃圾”两个字都带着嫌弃，谁也想不到，二十多年后，这些“破烂”会变成宝贝。
2005年的夏天，环卫所来了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说是市环保局派来的技术员。他拿着个笔记本，跟着王忠的三轮车跑了三天，一会儿蹲在垃圾筐前翻找，一会儿又对着 “垃圾山” 拍照。“王师傅，你看这些厨余垃圾，如果单独分出来，就能做成肥料。”年轻人指着筐里的烂菜叶子说，“还有这些塑料瓶，回收了能再做成新瓶子，比埋在地下强多了。”
王忠当时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分出来？谁有空啊，再说分了往哪儿送？” 他撇撇嘴。可没过多久，城区里几个试点小区就摆上了不同颜色的垃圾桶，绿色的写着“厨余垃圾”，蓝色的是“可回收物”，还有红色的“有害垃圾”。
王忠被调去试点小区指导分类，每天站在垃圾桶旁，手把手教居民区分：“骨头是厨余，塑料袋得扔其他垃圾里，废电池要单独放红色桶……”
刚开始，不少居民不理解。有个大爷扔垃圾时，随手就把一袋厨余倒进了可回收物桶，王忠上前劝说，大爷还不高兴：“我扔个垃圾还要你管？分来分去多麻烦！”王忠没急着反驳，只是第二天把做成的有机肥料样品拿到小区，告诉大家：“这些就是用厨余垃圾做的，种出来的菜又大又甜。”大爷拿着肥料看了半天，后来每次扔垃圾，都会主动把厨余和其他垃圾分开。
试点慢慢推广开来，王忠也从三轮车换成了电动垃圾收集车。车身上印着“垃圾分类，变废为宝”的标语，车厢分成了两格，分别装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他每天早上开着车在小区里转，居民们会主动把分好类的垃圾拎出来，有的还会跟他聊两句：“王师傅，我家孩子现在扔垃圾都要先问我，这个该放哪个桶。”
2012 年，新港区建成了第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王忠作为环卫代表去参观时，站在巨大的垃圾储坑前，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以前堆积如山的垃圾，通过传送带送进焚烧炉，产生的热量能推动汽轮机发电，烟灰经过处理后变成了无害的炉渣，还能做成地砖。“您看，这些垃圾每天能发三万度电，够周边三个小区用的。”技术员指着监控屏幕说。
王忠伸手摸了摸发电厂的外墙，干净得能映出人影。他想起以前的“垃圾山”，刮风时塑料袋满天飞，下雨时污水流得到处都是，附近的庄稼都长得歪歪扭扭。而现在，垃圾在这里被“消化掉，还能产生清洁能源。那天回家，他特意给孩子看拍的照片，“你看，爸爸拉的垃圾，现在能发电了。”
随着焚烧技术越来越先进，发电厂又加装了尾气处理系统，排放的污染物远低于国家标准。有次小区组织居民去参观，以前反对垃圾分类的张大爷，站在排放口的监测屏前，看着上面跳动的数字，感慨道：“以前觉得垃圾又脏又臭，没想到还能这么用，真是变废为宝啊！”
2020 年，王忠成了新港区垃圾分类督导队的队长。他手下有二十多个队员，都是年轻人。
他们不仅要指导居民分类，还要用手机 APP 记录垃圾清运情况，数据实时上传到市里的智慧环卫平台。
有次，平台监测到某个小区的厨余垃圾量突然增多，王忠带着队员去调查，发现是附近一家餐馆偷偷把后厨垃圾混在居民垃圾里扔了，他们立刻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制止了这种行为。
现在的新港区，垃圾分类已经成了居民的生活习惯。超市里不再提供免费塑料袋，大家都带着布袋子购物；小区里的垃圾分类投放点干净整洁，还装了除臭设备；就连孩子们的课本里，都有关于垃圾分类和环保的内容。王忠的孙子上小学三年级，每次扔垃圾都会认真分类，还会纠正家里老人的错误做法：“爷爷，废口罩要放进其他垃圾桶，不能乱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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