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塘码头的晨光刚漫过集装箱顶，给锈得发褐的铁皮镀上层暖金，阿坤办公室的木窗就被普洱的沉香气漫透了。他正用红笔在账本上落最后一笔——油麻地截货案的赔偿款刚到账，数字旁缀着个小小的对勾，和雷爷当年记账的习惯分毫不差。红木桌角那只掉瓷的搪瓷缸还温乎着，缸底“平安”二字是雷爷用刺刀凿的，釉色被二十年码头海风磨得发淡，棱棱角角却依旧扎眼。
门外忽然传来“咚、咚”两记轻叩，节奏迟疑得反常——兄弟们平时都是“哐当”撞门，唯有揣着难心事时，才会把指节收得这么轻。阿坤把红笔插进竹制笔帽，笔杆上的竹纹被掌心汗浸得发亮：“进。”
门被推开道缝，忠叔搓着手挤了进来。这位跟着雷爷拼了二十年的老人，袖口还挂着码头的青黑锈渣，磨毛边的工装敞着怀，里面洗得发灰的粗布衬衫领口，别着枚褪成铜色的联会徽章。平时他总拍着阿坤肩膀喊“后生压得住场”，今儿却耷拉着眉，连常年攥得发亮的铜烟袋都没摸，指节绞得泛青，像攥着块烧红的铁。
“忠叔，坐。”阿坤往他面前推了杯刚沏的茶，琥珀色茶汤在粗瓷杯里晃出细纹，茶沫浮在表面迟迟不散，“北角分红我让阿明核了三遍，连您上月替阿力垫的五百块医药费都记着，是不是那小子送账时漏了底？”
忠叔端起茶杯却没沾唇，指节反复摩挲杯沿的老裂纹——这杯子是雷爷三十年前在尖沙咀打退东星时赏的，杯身还留着子弹擦过的浅槽。他喉结滚了两滚，从怀里掏出张皱成团的纸条，纸边被汗水浸得发黏，展开时“刺啦”响着纤维断裂的声：“分红比秤还准，是我自己的烂事……我那不成器的侄子阿伟，在尖沙咀夜市跟东星的人干起来了。他灌了两盅猫尿，就嫌人家水果摊挡路，抬手掀了半箱菠萝蜜，抄起钢管就往摊主头上招呼——现在东星的山鸡放话，要么拿五万医药费，要么卸阿伟条胳膊抵账，后天中午前不给准信，就把人拖去维多利亚港沉了。”
阿坤接过纸条，“尖沙咀夜市、山鸡、五万”几个字歪歪扭扭，墨迹晕成了团，末尾还画着个狰狞的刀疤。他指尖在“山鸡”二字上轻点——这是东星刚冒头的狠角色，二十岁就敢用西瓜刀捅人，仗着东莞帮强哥当靠山，最近总在联会地盘边缘撩事，上周刚抢了旺角辉哥两个收保护费的点，放话要“给联会的老古董们松松骨”。
“忠叔，您先沉住气。”阿坤把纸条平摊在桌上，用黄铜镇纸压牢，“阿伟掀摊在前、动家伙在后，按联会《堂口规矩册》第二十条，这是‘先动手理亏’；按警署的说法，钢管开瓢够得上故意伤害，判半年都算轻的。五万医药费真不算讹，但山鸡要的不是钱，是脸面——他想借这事探联会的底，看看我们是不是真像外界说的‘只守规矩不碰硬’，顺便把尖沙咀的电子货运线抢过去。”
忠叔猛地拍向桌子，铜烟袋杆从裤兜滑出来，“啪”地砸在水泥地上磕出个小坑。“我知道阿伟浑！可他是我哥咽气前塞给我的，是老李家最后根苗！”老人声音发颤，眼角红得发亮，猛地撸起裤腿，露出膝盖上道三寸长的疤，“当年我跟雷爷打东星，腿上挨三刀都没哼过，现在侄子要被卸胳膊，我这张老脸往哪搁？大不了我带几个生死兄弟，抄家伙去尖沙咀跟他们拼了，大不了一起蹲赤柱！”
“拼？”阿坤弯腰捡起烟袋杆，用桌上的绒布擦去铜杆上的泥垢，露出“忠义”二字的刻痕——这是雷爷亲手上的刀。“您带十个老兄弟，山鸡就敢喊二十个揣仿六四的亡命徒。您把他打趴下，东莞帮明天就敢堵我们的货船，到时候发往澳门的电子元件运不出去，龙叔的红酒送不到香港，北角、观塘几百号兄弟下个月就喝西北风。”他把烟袋杆塞回忠叔手里，指了指墙上挂的联会章程，“混社会不是护短，是护整个摊子。您信我，这事我来办，但得让阿伟亲自去给山鸡的兄弟赔罪——弯腰不丢人，丢了规矩、砸了兄弟们的饭碗，才真抬不起头。”
忠叔盯着阿坤桌角的老怀表，铜壳上“义先利后”的刻字在晨光里发亮。当年雷爷就是攥着这只表，劝他别为个小码头跟东星拼命，后来那码头成了联会最稳的货运点，养活了三十多号人。他叹了口气，烟袋杆往腰上一别，肩膀都垮了：“我信你，跟信雷爷一个样。阿伟那边，我去拧着他的耳朵说，他要是敢不去，我先打断他的腿。”
忠叔刚走，办公室的门就被“哐当”撞开，阿明抱着台老式传真机冲进来，机器“滋滋”吐纸的声响得像救火车。他跑得满头大汗，工装领口能拧出水，额前的碎发粘在脑门上，嘴里喘着粗气：“坤哥，尖沙咀周叔的急件！东星山鸡不光要医药费，还扣了我们发澳门的三箱电子元件，说‘联会的货占他地盘’，现在在尖沙咀夜市收双倍保护费，跟小贩放话‘替联会管管不守规矩的人’，昨天还砸了两个卖鱼蛋的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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