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知意动作一顿，抬起头。
周叙白闭着眼，眉头微微皱着，像在回忆什么痛苦的画面：“工兵在前面排雷，我们跟在后面。但雷太多了，排不完。连长说，不能等，天亮前必须到达指定位置。”
他顿了顿，呼吸有些重：“我带着尖刀班走在最前面。有个新兵，十九岁，叫小四川。怕得厉害，腿软，走不动。我拉着他，说‘跟着我，踩着我的脚印走’。”
炉火跳了一下，爆出几颗火星。
“走到一半，我听见脚下‘咔’一声。”周叙白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可怕，“是绊雷。我只要一抬脚，就会炸。”
沈知意屏住呼吸。
“小四川就在我身后。他吓傻了，站在原地不会动。”周叙白睁开眼，望向虚空，眼神空茫，“我喊他‘跑’，他不动。我急了，转身扑过去，把他推开。”
他停住了，很久没说话。
沈知意轻声问：“然后呢？”
“然后，雷炸了。”周叙白收回目光，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右腿，“我被气浪掀飞出去，落地时，这条腿就没了。膝盖往下，炸得稀烂。”
他说得很简单，简单得像在说别人的事。但沈知意看见他握紧的拳头，看见他眼底深处那一闪而过的痛楚——不是身体的痛，是心里永远愈合不了的伤。
“小四川呢？”她问。
“活着。”周叙白说，“一点皮肉伤。后来他给我写过信，说复员回家，娶了媳妇，生了孩子。信里夹了张照片，一家三口，笑得很开心。这条腿废得值了！”
五月的南海渔岛，连风都带着黏稠的潮气。
那天上午，陈支书站在铁皮屋外喊：“小沈！邮电所有你的信！”
沈知意正在晾晒周叙白那身洗得发白的军装，闻言手一抖，湿衣服掉回木盆里，溅起的水花打湿了布鞋。
周叙白从屋里拄着黄花梨拐杖走出来，他看了她一眼，没说话。
沈知意擦擦手，跟着陈支书往村东头走。路上，陈支书叨叨着：“从江南寄来的，邮票贴得歪歪扭扭，一看就是你哥的字。”她脚步顿了顿，指甲掐进掌心。
邮电所是石头垒的小屋，窗户糊着泛黄的报纸。穿着绿制服的老邮递员从抽屉里翻出信，递给她时叹了口气：“姑娘，家里来的？”
信封很薄，沈建国的字歪斜得像被风吹乱的芦苇。沈知意捏着那封信，走出邮电所，在礁石滩找了块平整的石头坐下。海风掀动信纸，她按了好几次才展开。
“知意吾妹：见字如面。岛上生活可好？你嫂子有了身孕，已三月余。本是喜事，然家中困难，前日她晕倒在灶间，赤脚医生说要吃些红糖鸡蛋补气血。我知你也不易，但家中实在……若能寄些钱回来，十块二十块都好。另，赵家那边已无话，你好生过日子。兄建国手书，四月廿八。”
沈知意盯着“红糖鸡蛋”四个字，眼前忽然浮现嫂子王秀兰那张瘦削的脸。
去年冬天，王秀兰坐在灶台前喝稀粥，喝完了还要用舌头舔碗沿。那时候哥哥蹲在门槛上抽烟，烟雾笼罩着他佝偻的背。
她把信折好，塞进衣兜。起身时，摸到兜里那方褪色的手帕，哥哥在村口塞给她的三十块钱，如今只剩二十块了。
上个月买针线肥皂花了两块，给周叙白买红糖花了三块，自己扯了尺蓝布做夏衣花了五块。剩下的二十块，她原本想攒到年底，看能不能凑够回江南的路费。
现在这二十块也要飞走了。
回铁皮屋的路上，沈知意走得极慢。经过林阿婆家时，屋里传来织梭穿梭的“沙沙”声。
阿婆探头喊她：“小沈，下午来教她们新花样！”
她勉强笑笑，点头应了。
推开铁皮屋的门，周叙白正坐在旧书桌前整理气象记录本。听到动静，他转过头，目光落在她攥紧的手上。
“信？”他问。
沈知意“嗯”了一声，把信掏出来放在桌上，转身去灶台舀水。铁皮炉里的火已经灭了，她蹲下身重新生火，火柴划了三次才燃。
周叙白展开信纸。看完后，他把信纸按原折痕折好，沉默了片刻。
“要多少？”他忽然问。
沈知意背对着他，往锅里添水的手停在半空。“什么？”
“你嫂子要补身子，红糖鸡蛋，”周叙白的声音很平静，“要多少钱？”
灶膛里的火“噼啪”炸响一声。沈知意站起身，手指在粗布围裙上擦了擦：“我……我有钱。”
“那三十块？”周叙白拄着拐杖站起来，走到她面前，“你不是说要攒着回江南？”
沈知意猛地抬头。她从未告诉过他那三十块的存在，更没说过攒钱回家的打算。他是怎么知道的？
周叙白看向她衣兜露出的一角手帕，褪色的蓝底白花，边缘已经磨得起毛。那是她母亲留下的唯一一件东西，她总是贴身藏着。
“那天在礁石滩，你从包袱里拿木刨子时，我看见了，手帕包着，你数了三遍。”他说得轻描淡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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