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冬天，上海冷得邪乎，黄浦江的风裹着湿气往骨头缝里钻。我刚毕业没半年，在静安寺附近一家老酒吧找了份吧台学徒的工作。酒吧藏在弄堂深处，是栋民国时期的老洋房改造的，暗红色的木质吧台泛着油光，天花板上的水晶灯蒙着层灰，照出来的光都带着点陈旧的暖。老板说这房子快百年了，以前是个绸缎庄，后来改成过茶馆，他盘下来时，连墙角的青苔都没舍得刮——也正是这份“古意”，让酒吧成了不少文艺青年的聚集地，可对我来说，这老房子的阴冷，总让我心里发毛。
我住的员工宿舍就在酒吧阁楼，每天晚上收工后，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楼梯上去，能清楚听见楼下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像有人在数着时间。酒吧的营业时间是下午六点到凌晨两点，我负责洗杯子、调基础酒水，师傅老周是个五十多岁的上海本地人，总爱跟我讲这老房子的“故事”：比如三楼储藏室的门总自己开，比如凌晨收工时能听见楼梯上有布鞋的脚步声。我每次都笑着说他迷信，可夜里独自去卫生间时，总会飞快地跑，生怕身后真有什么跟着。
出事那天是平安夜，酒吧里挤满了人，洋酒的醇香混着香水味，嘈杂的笑声盖过了老挂钟的滴答声。我忙到凌晨一点多才闲下来，师傅提前走了，只剩我和经理阿凯守着吧台收尾。阿凯是个三十岁出头的男人，平时话不多，做事严谨，我一直挺怕他。两点整，最后一桌客人走了，我和阿凯开始收拾残局，他擦着酒杯，我蹲在地上捡客人掉的纸巾，酒吧里只剩下吸尘器的嗡鸣声和我们的呼吸声。
吸尘器没电后，酒吧突然静了下来，静得能听见窗外风吹过弄堂的“呜呜”声，像女人的低泣。我刚直起腰，揉了揉发酸的膝盖，就听见一个声音——很低沉，带着点沙哑的老妇人腔调，清晰地喊了声我的名字：“小雅。”我心里咯噔一下，以为是阿凯在叫我，回头看了看，他正背对着我擦吧台最里面的威士忌瓶，头都没抬。“凯哥，你叫我？”我问，声音有点发飘。阿凯转过身，眉头皱着：“我没叫你啊，怎么了？”
我刚想说“可能我听错了”，那声音又响了，还是一样的腔调，比刚才更清晰了些，就在我耳边不远处：“小雅。”这次我听得清清楚楚，是个老奶奶的声音，带着点上海本地话的软糯，又透着股说不出的阴冷。我猛地抬头看向酒吧大厅，水晶灯的光洒在空无一人的桌椅上，沙发上还搭着客人落下的围巾，可连个影子都没有。“谁！谁在叫我？”我朝着大厅喊了一声，声音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没人回应。
阿凯也放下了手里的杯子，脸色有点发白，他快步走到我身边，压低声音问：“你也听见了？”我浑身一僵，转头看着他：“凯哥，你也听见了？是个老奶奶的声音，叫我的名字！”阿凯点点头，眼神里满是震惊：“我听见两句，或者三句，声音很低，就在吧台附近。我还以为是你家里人来找你，刚想提醒你，结果抬头一看，没人。”他的话像一盆冰水浇在我头上，我腿一软，差点蹲在地上——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听见，可能是幻觉，可阿凯也听见了，这怎么解释？
我突然想起师傅老周说的那些“故事”，冷汗一下子就冒了出来，后背的衣服瞬间湿透了。“这房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抓着阿凯的胳膊，指甲都嵌进了他的袖子里。阿凯也没了平时的镇定，他走到酒吧门口，把门锁得死死的，又拉上了厚重的窗帘：“别自己吓自己，可能是外面的声音传进来的。”可他说话时，声音都在抖，眼睛还不停往吧台底下瞟。
我不敢再待在吧台后面，拉着阿凯跑到门口的收银台，那里靠着墙，能看清整个大厅。我掏出手机，打开手电筒，往吧台底下照了照，空荡荡的，只有几个空酒瓶和一团蜘蛛网。“要不……我们先上楼吧？”我带着哭腔说，眼泪已经控制不住地往下流——我从小就怕这些东西，刚才那两声呼喊，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阿凯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把贵重物品带上，我们先去宿舍，明天再过来收拾。”
我们拿着手机照明，踩着楼梯往阁楼跑，木楼梯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像是有人在后面跟着我们。跑到宿舍门口，我手抖得半天插不进钥匙，阿凯接过钥匙，哆哆嗦嗦地打开门，我们赶紧钻进去，反锁了门，还搬了个衣柜抵在门后。那天晚上，我们开着灯坐了一夜，谁都没说话，耳朵死死地听着外面的动静，直到天快亮时，才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
第二天早上，我和阿凯一起下楼，酒吧里还是昨晚的样子，没什么异常，可我一走进吧台，就觉得浑身发冷。老板来上班时，看见我们眼底的黑眼圈，问我们怎么了，我把昨晚的事跟他说了，他脸色变了变，没说话，转身进了办公室。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手里拿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个穿旗袍的老奶奶，坐在吧台后面，手里拿着个算盘。“这是以前茶馆的老板娘，姓陈，在这里守了快五十年，十年前去世了，享年八十七岁。”老板的声音很沉，“她无儿无女，一辈子都在这栋房子里，听说她生前最喜欢跟学徒聊天，尤其是年轻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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