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中旬，京城的天已经热得像蒸笼了。蝉鸣从早到晚不曾歇过，日头毒辣辣地挂在当空，照得长安街的青石板滚烫，行人的影子被晒得缩成一团，贴在脚底下。户部值房里摆了两盆冰块，凉气丝丝缕缕地往外渗，却怎么也渗不透那层从朝堂深处漫上来的闷热。
谭弘毅坐在案前，面前的茶已经凉透了，杯沿凝着一圈细密的水珠，他端起来喝了一口，没品出什么味道，又放下了。连日来，山东暗桩的密报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地磨着人的耐性——赵光祖的势力在鲁西南蔓延得比预想中快得多，他不得不分出更多心神来盯着那条暗线，同时还要应付朝堂上因为立储而越发剑拔弩张的各方压力。他的眼窝又陷下去几分，但目光反而比平日里更亮了，像一根拉满的弓弦。
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轻而快，靴底在廊道上磕出一串节律分明的响动。石柱推门进来时，额上沁着一层细密的汗珠，衣裳后背洇开了一块深色的湿痕，显然是一路从城外赶回来的。他反手关上门，从怀中取出一本薄薄的册子，双手呈到谭弘毅案头，气息尚未喘匀便开了口：“大人，查实了。”
谭弘毅没有接册子，只抬眼看着他：“说。”
石柱深吸一口气，将那口气稳在胸腔里，一字一句地禀报：“那位自称‘圣公’的，真名赵光祖，今年三十四岁。原是山东兖州府曲阜县的一个落第秀才，考了五次乡试，连个举人都没中过。此人生得一副好口才，据说能连说两个时辰不带重样的，乡间百姓听他讲经，常常围得水泄不通。”他说到这停了一下，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他二十三岁那年最后一次落榜，从此绝了科举的念想，一头扎进了白莲教。先是在鲁南一带传教布道，后来越做越大，到今年已经聚了将近两万信众。明面上是信众，暗地里能拉出来操练的壮丁约莫三千到五千。”
谭弘毅靠在椅背里，目光沉静地听着，面上看不出什么波澜，只是指尖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一下：“三万信众。传教三年。一个连乡试都过不了的落第秀才，靠什么在三年之内聚起三万人？”
石柱目光微沉：“大人问到点子上了。属下也查了此人的财路——白莲教虽有香火钱，但那点银子买买粮还行，置刀枪盔甲远远不够。于是顺藤摸瓜查了半年来的进项流动，发现他们每月都有一笔数额不小的银钱入账，走的不是山东本地的路子，而是从江南那边通过海运送过来的，再经运河转陆路，兜了好几个大圈子，最后才落到赵光祖手里。”
谭弘毅的眉头轻轻一蹙，像水面被风撩了一道细纹。“江南？海路？”他重复了一遍这两个词，声音里带着一种从平静表面下透出来的警觉，像猎人忽然嗅到了不属于猎物本身的气息，“谁的船？谁的银子？”
石柱翻开那本册子，找到夹着纸条的那一页：“广源号。”他将册子推到谭弘毅面前，指尖点在那三个字上，“这家商行的东家姓钱，明面上做的是丝绸、瓷器、茶叶的海上贸易，船走南洋和东瀛航线。但暗桩查了他们的往来账目——有三笔大额银款，去年秋到今年春之间，在宁波港上了船，绕过山东半岛，最后在登州卸货。卸货的码头全是他们自己的人，没有经过官府的查验。”
谭弘毅的目光落在那三个字上，沉默了片刻。窗外的蝉鸣忽然聒噪起来，一声叠着一声，像是有什么无形的东西在往嗓子里灌。他伸手将那本册子拉近了些，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然后合上，目光从册面上抬起来，看着窗外被烈日晒得发亮的院子，缓缓开口：“广源号……我好像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
石柱没有接话，等着他继续。
“去年秋天，宁波海关报上来一批走私案，被查没的货物里有铁料和硝石。”谭弘毅的手指在那三个字上轻轻一划，“当时审案的官员说，这批货的票据上盖的是一方‘钱记’的私章。那批案子最后不了了之，审结报告上的结论是‘商号不知情，系船主私运’。”他抬眼看向石柱，“那个钱记，是哪个钱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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