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上的夜来得早。
十二月上旬的北风从两岸的旷野上灌下来，贴着水面犁过，把整条河吹得皱巴巴的。官船顺流北行，船速不快不慢，船身微微晃动着，像是在匀速地数着两岸向后退去的灰白色田垄和枯树。
船头挂着一盏风灯，在夜色中摇摇晃晃地亮着，光晕被风吹成一团模糊的橘黄色毛边。谭弘毅坐在船头的一张矮木凳上，裹着一件玄色厚棉袍，领子竖起来，挡住了大半张脸。风从前方吹来，不猛，却冷得结实，像一张被浸透了水的旧棉被贴在脸上。
石柱从舱里走出来，手里端着一只粗瓷碗。碗里冒着腾腾的白气，是刚沏的姜茶。
大人。喝口热的。
他蹲下来，把碗递过去。谭弘毅接过来，双手捧着碗沿，指尖贴着粗瓷，感觉到从碗壁传过来的那股温热。他喝了一口，姜的辛辣裹着老茶的苦涩从舌尖滚到喉咙，像一条暖蛇从食道游进胃里，把整个人从里面熨了一遍。
你也坐。
石柱在他身边蹲下来，背靠着船舷。两人并排坐着，中间隔着半只碗的距离。船头破开水面时发出持续的哗哗声，均匀而绵长，像一首没有词的长歌在夜中一遍一遍地哼着。
谭弘毅端着那碗姜茶又喝了一口，没有转头，声音在夜风中微微发闷：这一年半，你跟着我东奔西走，累不累？
石柱沉默了一会儿。他在想。不是在想累不累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是在想怎么把这十几个月里那些奔波的细节说成一个准确的回答。那些在宁波港的夜雨中等情报的时辰，在东海风浪中颠簸的夜晚，在广州海关账房中熬过的通宵——每一件都实实在在地压在骨头和关节上，但每一件都是他自己心甘情愿扛起来的。
石柱说。
谭弘毅侧过头看他。风灯的光在石柱侧脸上勾勒出一道明暗分明的轮廓，像一枚被反复擦拭过的铜章，边缘清晰，底色沉实。
但值得。石柱继续说，语速不快不慢，大人做的事，都是大事。我跟着大人，做的每一件事也都是大事。累就累了。可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心里不空。
谭弘毅没有接话。他又喝了一口姜茶。那口茶咽下去时，窗外的黑夜和两岸的旷野在目光所及处被慢慢收回。他想起龙源县那些清晨——大雪过后扫开县衙门口的石阶，炭炉上的水壶冒着白气，谭安还在襁褓中睡着，石柱抱着文书进出书房。那时候石柱还是个瘦削的年轻人，脸上还带着刚从乞丐堆里爬出来的那种紧巴巴的劲儿。
你跟着我十几年了。谭弘毅放下碗，看着前方黑沉沉的河道，从龙源到现在。石柱，你是最信得过的人。
石柱没有抬头，仍然看着前方黑沉沉的河面。那上面的风灯倒影被船头破开的水面揉碎了，又聚拢，又揉碎。他沉默了几息，才开口，声音比方才低了一点，像一块被河水冲刷得光滑的卵石，在冬夜的寒气中显出了质地深处最密实的纹理。
大人。我这辈子没别的本事。他的声音不高，被河风吹得有些散，但每一个字都稳稳地落在两人之间的窄缝中，就是认准了您。
谭弘毅看着他。那张脸比十几年前厚了一圈，下巴上多了须茬的青色，眉骨之间的那两道纹也更深了。可那双眼睛还是原来那双——亮、稳，像两口被反复淘洗过的井，不见底，但看得见水光。
回京后，给你放个长假。谭弘毅说，陪陪家人。你媳妇在府里带孩子，这些年也没少受累。
石柱沉默了片刻。他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指节微微收拢又松开，像是在掂量什么。然后他开口，声音低了一度，却没有犹豫。
大人。我不休息。
谭弘毅看着他。
我还有个事没做完。石柱说，大人，我们在东海跟日本人和西边那些人打了一年多。可南海那边，我们还没有布过眼睛。鹰眼跟我提过，吕宋以南，还有一大片海，西班牙人和荷兰人的船队都在那边游走。我总觉得，咱们不能只盯着眼前这一块。以后迟早要用到那边的消息。
他的声音不高，却像一根被慢慢拉直的弦，绷得均匀而连续。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目光没有从黑沉沉的河面上移开，像是在对着那片看不见的南方海域说给船头的灯光听。
谭弘毅靠在船舷上，侧过头看着他。河风从侧面吹过来，把他棉袍的领口吹得微微掀动。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嘴角浮起一丝极浅的弧度。那不是笑，而是一种在确认了某件事之后才有的松弛——像在夜航的船头摸到了一枚已经被提前安置好的铁锚，知道它一直在那里等着被派上用场。
你心里早就想好了。
石柱没有否认，只是微微低了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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