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的军事斗争虽然停了，北宋朝廷上的政治斗争可一刻都没停过，甚至变得越来越激烈。首相章惇渐渐发现，除了曾布隔三差五跟他作对之外，亲信蔡卞也站在了他的对立面。
蔡卞是时任翰林学士蔡京的弟弟，与哥哥同在熙宁三年考中进士，但与蔡京相比，蔡卞的仕途之路进步的要快得多，元丰年间就进入馆阁，接着任中书舍人兼谏官。
仅仅四五年就进入馆阁接着担任中书舍人兼任谏官，年轻的蔡卞升迁速度简直像坐上了火箭一样，只要是因为除了进士出身、支持新法外，他还是王安石的女婿。
政治就是赌博，只有押中的人才能有机会步步高升。在王安石的提携下，蔡卞官场的前几步路又稳又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下一步就该升任翰林学士了。元丰年间虽然王安石已罢相，但朝中依然是新法的天下，神宗更是最坚定的新党，王安石力推的人，神宗同样青睐。
哲宗即位后，谏官蔡卞按照惯例出使辽国，谏官出使辽国回来后正常情况下都会受到嘉奖和提拔，而蔡卞回来后发现旧党已全面复辟，朝廷在高后的掌握下根本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与新党其他官员一样，蔡卞也被贬官外放离开了开封，享受了高级政治斗争待遇-一贬再贬，连续被贬多个地方。
时移世易，高后病逝后哲宗即位，新党全面回归，章惇、曾布先后回到朝廷，蔡卞也回朝官复原职。在哲宗重用新党的背景下蔡卞提拔很快，短短四年间先后任翰林学士和尚书左丞，进入宰执班子。
虽然大家都是新党，但蔡卞的新法执政思想却跟别人都不一样，主张一切以王安石为纲，简单来说蔡卞就是对王安石搞个人崇拜，学术上深挖王安石《三经新义》等理论着述，通过讲学笼络门生；政治上坚持王安石当年法度，讲究所有时政方针以全盘恢复元丰旧制。
为了最大程度上的党同伐异，蔡卞上疏提议毁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种说法一出，连章惇都看不下去了，多次告诫蔡卞不要太过分，即使元佑年间旧党的政策也并非要全部推翻，为了国家要兼容并包。
章惇打击政敌虽然狠，但总归心里还有国家还顾全大局，蔡卞就不一样了，章惇不听自己的，那就踢开他我们自己搞。
沉迷于王安石崇拜的蔡卞纠结了一批党羽在太学搞讲学，主题就是王安石经义理论的先进性，元佑年间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学术的落后性。为了突出王安石，连神宗皇帝都要靠边站，学堂上有一处重要理论就是神宗皇帝对王安石的不理解辜负了王安石的一片苦心。
绍圣三年六月的一天，哲宗突然把章惇叫到宫里一顿臭骂，章惇满头雾水不知所云，直到哲宗扔给他一篇《常秩行状》。
这篇《常秩行状》是新党官员常立写的他父亲常秩生平事迹，常秩是熙宁变法时王安石大加赞赏的一名改革标兵，常秩去世后，其子常立入朝为官，被蔡卞重点栽培，常立自然而然就成为了蔡卞亲信，日常政治思想也与蔡卞高度一致，对王安石大搞个人崇拜。
常立将对王安石的个人崇拜代入了父亲的生平事迹，在这份行状中，对王安石、常秩大力赞扬，而对神宗在变法过程中的动摇有所批评。
要知道，哲宗之所以推崇新法，那是因为这是父亲神宗坚持的政策。换句话说，哲宗是因为推崇神宗才推崇新法，离开父亲神宗，无论新党官员还是新法本身，统统一文不值。
目无神宗、沽名钓誉，就这种人还能在朝中任职，章惇你这首相是怎么当的？
可以想象章惇是有多想掐死常立这个蠢货，马上安排贬谪制书，把常立贬出京城。
常立是蔡卞亲信，但讥讽先帝证据确凿，没给他再来个乌台诗案就不错了。在贬谪常立的过程中蔡卞没敢阻止，但不代表着他就这么跟章惇算了，章惇是吧，迫害我的门人，这事儿没完。
值得一提的是，这篇引起皇帝怒斥首相、两位宰相怨恨加深的《常立行状》原本只是在国史馆躺着没人知道的，但是枢相曾布知道了，托人从国史馆带出上疏给了哲宗，这才引起了接下来的一连串事件。
当时朝廷上章惇独相下面是两个副宰相，一个蔡卞一个许将。许将为人沉稳行事低调不喜欢搞团团伙伙，首相章惇跟副宰相蔡卞不对付，还跟枢相曾布不对付，这次曾布又从中挑拨两人关系搞得两人更加不对付，朝廷最高统治阶级的这帮人，关系可真够乱的。
乱归乱，章惇还有更大的目标要完成，蔡卞也好、曾布也好，所有新党也都剩这个终极目标，司马光、吕公着已经追贬了，但终极目标还未曾遭贬。
元符元年三月，同文馆冤狱刚刚过去不久，章惇和蔡卞在一起找到哲宗，再一次提出了那个终极目标：高后曾有废掉哲宗帝位的打算，是国之罪人，请求废除高后的太皇太后身份，贬为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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