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元年十二月初九日，此时的广宁镇副总兵毛文龙，领着他身边的几名军官，来到了松原岭防线。
此时毛文龙早期在身边的几位主要军官，大多都如严亦飞一样，都独挡一面，派驻到外海各岛屿上活民练兵去了，此时跟在毛文龙身边的，只有他的家丁队长毛承禄，还有此时负责毛文龙军中财务的耿仲明，（哦，此时耿仲明已经当了毛文龙的义子，改名叫毛有杰了。）二人为严亦飞的老熟人，其余军官如同赵成功、李应龙、赵俊等人，都是从镇江之战中的甲长或是老兵中提拔起来的，严亦飞虽然看他们眼熟，但是并不熟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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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人当中无论是耿仲明，还是后提拔起来的赵成功、李应龙、赵俊等人，此时资历和官职都没有严亦飞高，因此这几人对严亦飞都是恭恭敬敬。
不过毛承禄还是那样，天生就对严亦飞有敌意，看到严亦飞的脸色仍旧颇不友好。
严亦飞一直不知道这毛承禄为何看自己不顺眼，可能就是天生磁场相克吧，又或者是觉得严亦飞的快速崛起抢了他的风头。
这毛承禄是毛文龙的第一个养子，在历史上历任皮岛军右翼游击、内丁参将、东江副总兵。
他曾长期统领毛文龙由养子养孙和女真人组成的家丁亲军，位列毛文龙诸养子之首，称号毛大，可见其在东江镇中的地位。
提起毛承禄，就不得不提起毛文龙以及其他明末众多将官所养活和依靠的家丁。
“家丁”一词，在中国古代，本指替富豪看家护院的仆役，但到了明代，又具备了一种特殊的含义：最初专指武将蓄养的私兵，后来扩大为军队中的一个特殊兵种。
嘉靖年间以后，家丁日渐成为明朝边境作战的主要力量，甚至呈现出军队“家丁化”的趋势。各边将领在边疆防御中，多依赖家丁出塞捣巢，靠“偷窃零贼”以邀功赏。
到万历时期，女真人崛起后，明廷又从各镇调集家丁前往援辽，亦将希望寄托在这些训练有素的精锐家丁手上。
由此可见，家丁在明代中后期的军事作战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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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刘文炳传》曾记载了一个故事，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即李自成攻陷北京城的前一天，崇祯帝紧急召见了勋戚新乐伯刘文炳和驸马都尉巩永固，问：“二卿所纠家丁，能巷战否？”文炳以众寡不敌对，帝愕然。
亡国之日，崇祯帝尚将背水一战的希望寄托于勋戚所豢养的家丁，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末依赖家丁作战的事实。
这明朝将帅家丁是明代军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家丁最早可追溯至正统年间，当时是以将官役军开垦屯田的形式出现，尔后遭到朝廷禁革，但武官隐占卫所军士的现象一直存在。
到了正德时期，家丁被用于军事作战，逐渐被朝廷认可而合法化。嘉靖以后，将帅家丁发展兴盛，种类也日趋增多，成为明朝边境作战的中坚力量。
家丁的来源经历了由单一的卫所军士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变化，方式上既有抽选营军组成，亦有另行招募。
各将帅的家丁的管理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其生计不仅仰赖将官，而且武将子弟可以继承部下的家丁。
家丁除了冲锋陷阵外，还时常被将官派遣执行哨探任务。
其实家丁的粮饷与普通军士相比差距并不是很大，除了食饷外，家丁还有“捣巢”“赶马”等其他生计。家丁发展到后期，也产生了冒功、冒饷等问题，加重了明廷的财政负担。
明后期的将帅家丁以辽东最盛。万历时期，辽东镇的家丁数量庞大，与辽东的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系。辽东镇的家丁主要集中在总兵驻扎的广宁镇城。
李成梁部下的家丁被编为“前锋外”和“前锋里”两个部分，其编制与一般镇成营兵基本一致。辽东家丁的服役方式经历了从更班制到帮贴制的变化，后因军民抵触，遂出现了以高薪“厚养”家丁，才有了家丁粮饷“过额兵十倍”的说法，不过家丁须终身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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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的家丁多出身于各卫所的舍人、舍丁和余丁，这与辽东以军籍人员为主的特殊户籍结构有关。辽东的很大一部分家丁通过积累军功跻身武官队伍，体现了军功对于明代边镇社会阶层流动的促进作用。
家丁在战争中可以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而且它的机动性往往能出奇制胜，危
难时刻也能护卫主将的安全，在与蒙古等游牧部落频繁的小规模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
不过明后期的家丁作战体制也导致明朝军队偏重家丁、轻视训练，善于游击、短于大战的弊病，这对于军官培养、士兵成长以及军事指挥都是十分不利的，无法应对后金（清）这一强大力量的崛起。明季辽东军事的失败，家丁这一军队体制无疑负有重大责任。此外，家丁体制也是明末武将跋扈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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