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杜中宵介绍现在营田厢军的制度，平淡地分析带来了哪些好处，还有哪些不足，韩琦慢慢变得认真起来。很明显，杜中宵的语气中既无夸耀，也无自责，而是平淡地讲解着一件事情。
以前练兵，自然是按照练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获得的经验一点一点改善，没有经过实战。等到真正实战了，自然就会发现以前不足的地方，加深自己的认识。
以前营田厢军特别讲究纪律，虽然军中有许多活跃气氛的举措，却是以纪律为核心。真正交战之后才发觉，强调纪律是不对的，容易让低级军官和士卒刻板，战场上如同木偶，失去了主动性。这样的军队对战党项自然可以，一遇到不利的局面，面对灵活性特别大的游牧骑兵，难免有些不足。
一进军营严训纪律，是为了让纪律成为军人的本能，在这个基础上才进行真正的军事训练。军人的本能不只是纪律，那只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军人集体战斗的本能。
前世听人说，中国农民特别愚昧，愚昧到分不清左右脚，不会齐步走。真正练兵才知道，那是特殊的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正因为特殊才会被记下来。从一出生开始残酷的压迫在和剥削，完全看不到一点希望的人生，从早到晚沉重的劳动，极少的和极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才会那个样子。这个世界上，天生是傻子的有多少人？社会条件没到那个地步，大多数人不会如此。
这是韩琦第一次听到有人如此系统的分析练兵，而不再是笼统地严选士卒、军纪森严、赏罚分明之类的套话。杜中宵的练兵，是有一套完整的逻辑贯穿基中，所有原则都是由此生出来的。
听杜中宵讲完，韩琦道：“经略，这些东西如果写下来，就是兵法，专门练兵的兵法。世间兵法许多，讲这些的却是极少，甚是难得。”
杜中宵笑着摇了摇头：“相公，说兵法也是兵法，说不是也不是。讲这些的有没有？其实应该是有的。秦汉之时，朝廷关于士卒的各种律令，虽然要求与此不同，讲的内容却应该差不多。春秋战国数百年的时间，打了无数的仗，那些仗怎么会是白打的？两汉之后，天下动荡，北朝各族多不修文治，这些律令早已不知哪里去了，没有传下来罢了。历朝武功鲜有超两汉者，恐怕与此有关。”
韩琦点了点头：“或许如此。我等文臣，也见不到那些了。”
唐宋两朝，其实军中也是不修文治，不像两汉普遍的兵役制，必有关于士卒的律令。府兵是专门参军的人群，不需要律令规范，自己家里从小会教，军中只要严明军纪即可。后面的藩镇更不必说，只要有一部分精锐亲兵，再有大量炮灰就可以了，哪个耐烦罗里罗嗦的律令。
军中从练到管再到战的条例，应该是一个整体，形成一种完整的风格。这种风格反映到每个军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才是真正军人的本能，纪律只是最基础的部分。宋朝军队其实没有这样一套条例，还是五代延袭以来的军阀风格，杜中宵要去自己总结出来。
讲了练兵，两人一时沉默，静静坐着喝茶，看着天上悠悠的白云。
韩琦仔细咀嚼杜中宵说的话，越想越是觉得有道理。或许具体内容有错漏，但这样一整套的由作战原则到完整条例的文书体系，应该要有的。朝廷各个衙门，政事常有中书条例，枢密院有枢密院条例，三司有三司条例，甚至一州一县都有自己的条例，军中怎么就不需要了？仅仅靠军法怎么可以，有了刑统就不需要各种条例了？有了这套条例，军中一切有章可循，跟以前就大不一样了。
喝了一会茶，看天色还早，韩琦随口问道：“练兵如此，经略以为，作战又该如何呢？朝廷修武经总要，刻各种兵书，颁发诸将，正是要重整军备之举。”
杜中宵道：“相公问起，下官就略说一二，不当之处，还请见谅。”
韩琦笑着道：“经略但说无妨。”
杜中宵道：“打仗其实自古至今大的原则相差不多，具体因时而异。战略就是大局，为帅者当尽量不打无明确目的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把握战机。不得不战时，没有战机要创造战机。战术说起来就更加简单了，尽最大努力强硬击弱，以多击少，不可陷兵于险地。采取各种办法，达成这个目的。绝大部分战术，应该都以此为原则。战场指挥，则要尽可能发挥己的优势，限制敌方的优势，以己之长击敌之短。”
韩琦道：“经略说的倒是简洁明了，只是做到有几人？”
杜中宵道：“相公，世间事大多就是这么简单，可实际上越简单的事情越难做。要把简单的事情做好，要求认真，可我们有几个人认真？有几个人能够一直认真？聪明人总是高估自己的智慧，觉得做简单的事情是一种侮辱，认真是愚蠢，妨碍了他们智慧中灵光一闪的一刹那。我一直要求营田厢军将领，不要什么灵机一动，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按部就班，把规划好的事情做好了再说。真有余力了，灵机一动的智慧才会有用处，不然就是害人的毒药，耽误了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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