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们继续朝东北方向赶路，来到了北京。
进入城门时，我还是紧张了起来。毕竟，我是从小在北京长大的，认识我的人不少。
然而，一切都风平浪静。
街上所遇见的人，没有熟人，也没人有异样的表情。也许，他们已经记不得九年前的一宗惨案，也看不出我是一名在逃的政治通缉犯。
北京，好像什么都没有变。只是街上也开始出现一些黄包车，但远没有广州那么多。
在路边，我买了一顶遮脸的洋帽，并招手喊来两辆黄包车，朝我原先的家驶去。离家门还有一小段路程时，我便喊停了黄包车，结了账，走下来。
只见我家饭店原先挂着的牌匾——“香喷喷饭店”已经换了，改成“松柴烤肉店”五个字。
店门口，有一个男人，在外面架起炉子。木头做的架子上，放着羊肉、牛肉、猪肉，还有一碟葱白，一盒辣椒粉，一碗料酒酱油的混合物，等等。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本店有正宗的松柴烤肉啰！”
虽然男人吆喝得很卖力，但入店光顾的客人却并不多。
门口还倚着一个女人，嗑着瓜子，朝来往的人群笑，时不时摇摇手，想竭力揽几个客人。
这时，正值中午饭点。要是我家以前，进入店里用餐的客人络绎不绝。特别是我们家的咸鱼猪肉粥，那是招牌粥，远近闻名。
“徒弟，你看见那松柴烤肉店的牌子了吗？”
“师父，我看见了。这该不会就是师父以前在北京的家吧？”
“正是。”
我徘徊了很久，终于下定了决心，把帽沿再往下压了压，拎着行李，朝自己原先的家走去。
戈梅尔知道我怕被以前的街坊邻居认出来，便有意识地走在我前头。
“两位客官，请进里面尝一尝我们家的松柴烤肉。肉都是新鲜的。”
店门口的那名男子一看见我们两人走来，便主动开口揽客。
“好，给我们来一份烤肉，放点辣椒粉。再来一份小菜。”
戈梅尔边说，边朝里面走去，我则紧跟在后面。
那女人看见有客人来，笑嘻嘻地把我们迎进去。
店里面，除了我们，只有一桌客人。看来，他们家这生意实在是冷清。
“两位客官要喝点什么酒吗？烤肉配酒，天长地久。”
我们坐下来后，那女人问道。
戈梅尔问道：“你们店里，都有什么酒？”
“有通州烧酒和北京二锅头。”
“那就来北京二锅头吧。”
“好嘞。两位客官请稍等。”
一会，酒菜上齐了以后，戈梅尔又多给那女人一两银子，问道，“老板娘，问个事情。我记得，这家店以前不是卖烤肉的。他们家饭店好像有道名菜，叫做咸鱼猪肉粥。你可知道这些旧事吗？”
那女人收下银子，脸上笑成一朵花，说道：“您说的对。我听说，这店原主人的儿子犯了事。朝廷要抓他。所以，全家人都跑了。后来，他儿子的师父就把这店卖了。”
“哦，那卖这店的师父，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这个就不清楚了。他先是卖给一家做手工艺品的。后来，又转卖了出去。我们夫妻是第三家接手的，去年刚买下来。唉，这地方偏僻，生意不好做。”
“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不客气，有什么想问的随便问。”
问完后，戈梅尔朝我摊了摊手。我点点头，没有吭声。
吃饱喝足后，我们两人离开了，在附近找了一家客栈，先住下来。
在客房里，我对戈梅尔说道：“徒弟，你下午再去找那对卖烤肉的夫妻，问问他们愿不愿意把店卖给我们。”
“哦，师父，你想把自己的家买回来？”
“正是。再说了，我们长期住客栈也不是个办法。买下来后，在北京就有了固定的落脚点。”
“好，我去问问。”
三天后，戈梅尔和松柴烤肉店的夫妻谈了几次，真的把我家买回来了。钱当然是我出的，但房契上却是登记戈梅尔的名字。
虽然那对夫妻的要价，比周边的房价略高一些，但对我来说，也不算贵。
相对大清国的主要城市来说，纽约的物价和收入明显高出很多倍。
四海武馆火了之后，我在纽约一年的收入，可以抵上以前做镖师五十年的收入。
12月25日，我们终于从客栈，把行李搬入我原先的家中。
小四合院里，一切如旧。院子里，那棵大枫树的红叶已经差不多掉光了。杂物间里，我和白萍那些年看过的《申江新报》居然还在，只是上面全是灰尘。
种种旧象映入眼帘，别有一番滋味涌入心头。
我和戈梅尔在大枫树旁边挖了一个坑，把白萍的骨灰盒埋进去。
同时还把旧的《申江新报》，和新的信封——臾生刚给她写的信，用油纸捆包起来，一起埋进去。上面插上她的墓碑。
原先，我是想把小萍的骨灰埋葬在娘家。但岳父、岳母恰好去了南方，一时不知从何处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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