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芝听了那些来服力役赚钱的江州百姓陈述，内心不由对张松治下和诸葛亮治下的生活困苦程度，有了耳目一新的认知。
他还怕这是个例，所以又暗中观察了一会儿，分时段先后问了好几批人。遇到别人嫌他太烦，或是累到了懒得搭理的，邓芝还会稍微给几个铜钱陪个好。
结果，一整个上午下来，听到的说法几乎都是众口一词。反正就是觉得在刘璋治下的日子难过，远不如在诸葛亮掌管的地盘上谋生。
当然，除了这些怨怼之言，邓芝也额外捕捉到了两类有用的信息。
首先，他敏锐地发现，诸葛亮做的徭役用人规模规划，似乎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每一阶段要用多少人，都不像是拍脑门定的，而是严密计算后再调度。
用工的规模既兼顾了工程的实际需求，又考虑到了江州当地百姓在不同月份的劳动力富余程度。似乎总能确保“每时每刻来应募服力役的人数，总是刚好比当前需要的人数略多。确保大家需要抢活儿干，又不至于争竞得太厉害，稍微排几天队就能轮上”。
邓芝并不是穿越者，也不可能知道后世“饥饿营销”这一经济学概念。但他朴素地观察到了，诸葛亮这样的用人规模调度，刚好能让其变法善政的讨论度和传播度尽可能大、也传得尽可能快。
毕竟要是太轻易得到，世人就不会抢了，也不会去讨论、说闲话了。更有可能觉得工钱是不是给低了，不满足于“交钱免役的人交了多少钱、官府就拿这些钱来雇人干活”，然后就会有人要求涨钱。而一旦这个口子开了，官府不再是一个中介平台，需要官府贴钱，这事儿贴多贴少就难以服众了，一开始就这么搞，绝对是不利于新法的稳定性和严肃性的。
就是要让工作机会稍微难得一点，能得到又不是轻易够到，这些乡民们回去后，才会向还没来的乡亲们卖弄“给诸葛令君干活赚钱的机会可不好得，我也是提前去了一趟、登记排了号子，下次才能有活干”。然后大家就会潜移默化觉得干活就该拿那么多钱，也不会多想了。
在通讯原始而落后的汉朝，可不就得指望这样口口相传的话题度，才能让民间底层快速了解新法。
而且，诸葛亮做这一切，还显得那么不着行迹，并不会让人察觉到他有“饥饿营销”。
因为营造内河港口这种差事，尤其是在嘉陵江上，本来就是越到冬天，所需的徭役人力越多的，而秋天的时候活儿本来就没那么多。
如前所述，嘉陵江的水位，每到寒冬就会急剧下降。后世冬天到过重庆的看官都知道，冬天的嘉陵江只剩江心那几十丈宽的核心航道还有水流，两旁大片大片的乱石滩都会枯水露出来。
所以要修夏秋季节时用的栈桥设施，最省力的办法就是趁着冬天修，那样民夫就不用下水了，可以直接站在乱石堆上干活，施工难度大大降低。所以冬天用的人力也最多，要趁着水位低的黄金时段抢工期。
而徭役人力的供给侧，也是恰恰跟修港口所需的人力完美匹配的。
秋收结束之前，诸葛亮那边用人少，而百姓因为农忙，能去应募的也少。只有极少数田非常少的赤贫户，因为实在没多少农活可忙，才能抽出时间秋收时兼职做工。所以刚好能保持“用人规模略少于应聘规模”。
等秋收结束，劳动力供给增加了，诸葛亮那边劳动力需求也因为嘉陵江水位的下降而同步增加了。
需求侧始终保持比供给侧稍微低那么一点点。既让百姓适度卷，增加了话题度传播度，又能维持住新法的威信和用工价格，可比商鞅徙木立信什么的高明多了。
偏偏这一切，外行人看热闹还看不出来，一切都是运筹于无形。
绝大部分人只能看懂结果，然后感慨“诸葛亮运气真好，做什么都有人配合捧场，做什么百姓都肯响应号召，他开什么价就是什么价”。
只有数学和管理统筹能力极强的人，才能略微看出一点其中端倪，但也未必能看得这么真切。
邓芝虽然算是实干之才，为吏也有四五年了，但他显然也是完全没这个本事看懂的。
他如今能勉强看出一点端倪，还要感谢他最近两年、跟着诸葛瑾身边当曹属，又耳濡目染学了不少东西。
诸葛瑾身边得用的人，多多少少数学都不能太差，这已经成了如今司徒府的一个惯例了。要来司徒府做事的，都必须有点扎实的算学基础，要学会处理政务时定量分析，脑子里有这根弦。
邓芝原本算学并不好，看问题也不够理性定量，还是到了诸葛瑾那儿后，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两年来自己用业余时间刻苦恶补，如今总算能勉强看出诸葛亮行事妙处的十之一二。
“诸葛司徒与诸葛令君的运筹之妙，真是……不仅世人难以企及，甚至都难以看懂其妙处。初见其部署，亦不觉异。换别人来干，却又不能见其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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