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军与清军在厦门展开决战的时候，邓名在镇江见到了张煌言和马逢知，以及他们已经控制崇明岛的好消息。
马逢知是第一次见到邓名，举止显得有些局促，而张煌言显然兴致很好，说起收复崇明岛一事时更是兴致勃勃：“上次延平郡王就想拿下此岛，苦战多日仍未能取胜，想不到这次居然得来全不费工夫。”
上次张煌言和郑成功并肩离开南京时，郑成功就说起过建立长江水师的念头，如果能够夺取崇明岛，就可以此为基地，不断骚扰清军的漕运。张煌言还不知道邓名此次前来的起因是想垄断食盐生意，打击四川盐商的竞争对手，而是以为邓名和郑成功想到一块去了：“说起来，提督与延平郡王在这点上，倒是不谋而合啊。”
“是，漕运乃是虏廷的命脉，延平郡王的眼光当真了得。”邓名也不好意思一上来就告诉对方，自己来江南只是因为应了一个吃鸡差点撑死的家伙的要求，在邓名看来，漕运无疑非常重要，但是他同样担心对漕运的攻击会遭到清廷的猛烈反击，而现在明军是否能够在江南展开一场围绕漕运的消耗战是个疑问：“若是虏廷发现漕运遇到危险，他们势必会集中力量南下，就是吴三桂等西南三藩恐怕也都会调回来，我军能够在江南这里击败鞑虏的主力吗？”
张煌言要比邓名乐观的多：“鞑虏需要江南每年一千多万两的银子、还有数百万石的粮食，才能驱使北方的绿营，收买那些背弃祖宗的人为他们效力，若是鞑子没有了漕运，他们就没几天蹦头了。”
不过邓名却没有张煌言这么乐观，因为他记得太平天国也曾卡断了漕运，但满清还是挺过去了，他怀疑没有了漕运或许会让清廷变得困难许多，但如果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导致明军实力严重消耗，那邓名就必须要进行权衡了，毕竟现在明军的力量更宝贵，比清廷更难以获得补充。
如果漕运受到长期断绝的严重威胁，邓名怀疑清军就会向江南派来更多的军队，导致他无法像现在这样利用手中少量的兵力进行敲诈勒索。这当然会极大地影响邓名在四川的重建工作，他的欠条是以明天的繁荣为担保、提供资金来渡过今天的难关，如果明天没有出现繁荣景象，那经济会变得多么恶劣实难预料。
“而且若是虏廷调三藩回救，晋王就可以出贵州了。”张煌言随口说道，受到邓名的影响，闽浙明军对闯、西两军的看法也变得越来越好，至少现在再出兵，张煌言和郑成功是绝对不会把“李贼倡乱”这种东西拿出来当檄文的开头了。
听到这话后，邓名愣住了，他之前一直在琢磨此事对四川的好处，在好不容易和江南官员建立了一些默契后，邓名就开始倾向于保守，潜意识里希望维持现状，让他能够长期地从长江流域吸取力量，增强四川的实力。
因此张煌言这句无心之语后，在邓名听来却像是对他的一种责备，对于云南方向，邓名的态度就是不主动进行接触。
一开始邓名是觉得麻烦，因为他本人的身世实在是一个大问题，而假黄钺的晋王若是认真问起，邓名还没有什么理由不做任何回答。据邓名所知，之前一直是文安之在帮他分担这个压力，对李定国的多次询问含糊其辞。虽然邓名心中感激，但他肯定不会在文安之面前提这件事，因为他既不愿意撒谎，也无法给出一个合理解释——既然如此干脆让文督师继续误会下去好了——在几次尝试解释都宣告失败后，在身世问题上邓名一直是这种鸵鸟心理，装看不见这个悬而未决的难题。
随着邓名在成都的权势日重，他对云南的感情也变得越来越微妙起来，对于建昌和昆明之间的敌意，邓名也不是一无所知。上次狄三喜驰援成都的时候，还向邓名夸了一番功，表示建昌坚决服从邓名的领导——这话当然有水分，建昌和成都的关系目前也是盟友关系，甚至还不如邓名与李来亨的同盟关系更牢固。但至少冯双礼一派是邓名的盟友，若是永历追究邓名的冒称宗室的罪名，邓名知道冯双礼多半也会和李来亨、刘体纯、郝摇旗、贺珍他们一样站在自己的这边，而李定国则不同。
因此邓名自然对昆明有疏远感，身份问题更导致他心虚，心虚带来畏惧，而这种畏惧甚至在邓名心中造成了一些若有若无地对昆明的敌意。
邓名从来不会承认自己对大英雄李定国有敌意，可现在他认真反思了一会儿，忍不住在心中叹道：“其实我对晋王是充满戒心的，和对延平郡王不同，因为我廷穆谭说过他误以为我是少唐王，所以我就很自然地对延平郡王推心置腹，会主动地想如何与延平郡王配合，如何互助、互利。但我从来没有设身处地的替晋王想过什么事，晋王以一个残破的云南，对抗吴三桂的压力，还要忍受与建昌之间的矛盾摩擦……唉，我确实从来没有考虑过，该如何为云南的将士们出一份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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