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名带领兵马抵达武昌时，明军的主力还在路上，而进入江西的前锋任堂、周开荒此时才刚刚启程追赶大部队。
任堂、周开荒带着新成立的女营赶到武昌时，发现邓名正在为交易的事情发愁，他刚刚召见了留在武昌、汉阳的库房看守人员，结果就发现了工业银行的欠条代用券问题。
“你这是成都工业银行吗？你这明明是‘毁灭成都工业银行’才对！”邓名让于佑明把工业银行的采购单交出来，后者根基不稳，不敢对邓名隐瞒，就老老实实地拿出了账本；看到银行卖的全是工业品后，邓名又惊又怒。武汉的工业品数量巨大而且便宜，而成都的铁匠铺至少在邓名离开的时候还基本都是个体户，刚刚开始朝着大型手工作坊进化，湖广工具的大量输入无疑会让成都铁匠行业的蒙受严重损失。
“可是提督，有了这些农具后，农业就发展起来了啊。”于佑明急忙辩解道。
“是的，我知道，但是必须要征收高税，保证输入的工具不低于都府自己生产的货物的价格。”邓名也知道这样有剥削成都农民的成份，但肉烂在锅里，只要钱是被成都本地人挣去了就无所谓：“没有利润就铁匠铺就会破产，就算不破产他们也无法雇佣更多的人手扩大生产，更不会有钱去培训工人。种地固然重要，但光种地能种出铠甲、种出火铳和大炮来吗？”
邓名本来还想靠欠条诱惑武昌人去成都办作坊，哪怕是他们自发向成都移民开垦土地也好，现在于佑明的行为导致邓名的计划统统泡汤了。气愤之余，邓名又把朴烦叫来斥责：“你不是税务局副局长么？不记得我交代过，要对输入的工具抽高税了吗？”
朴烦并非不记得，可税务局和于佑明的银行有利益关系，这几个月朴烦也拿了武昌这边的一些好处，发了笔小财。当然这个朴烦是绝对不会向邓名承认的，他辩称工业银行在成都开了一些作坊，所以理论上讲，于佑明购买的不是工具，而是工具零件；而在成都出售的，也不是湖广的工具，而是在成都组装的、本地出产的工具，从而避开了邓名的征税许可。
“你们居然连这招都自己琢磨出来了，我还真是小看你们了！”邓名更加生气，但仔细一想，好像自己当初的法规制定得确实有漏洞。
唯一让邓名欣慰的是，盐商顶住了工业银行和税务局的压力，目前成都五大盐商执行的是轮值制度，现在在武昌负责管理账目的是卢欢。
卢欢向邓名报告，现在平均每天运到武昌的川盐已经高达四万斤，基本满足了湖广所需，而邓名在下游的作战让淮盐一蹶不振，成都盐商们对前景充满信心，已经自发地出钱在叙州勘探，准备在那里再开辟一些盐场。
盐商们与刘晋戈的关系很好，见到邓名后卢欢就竭力为刘知府分辩，称这件事刘晋戈并无责任。
这些货物都是靠军队赢得的，邓名定下的税率比盐还要高，给商人预留的利润只有二成左右。可刘晋戈对邓名到底从下游向武昌运回了多少战利品并无概念，所以也不知道税务局到底应该向他缴纳多少税收。虽然欠条代用券导致工业银行应缴纳的税赋缩减到了原来的二分之一左右，但数目依然相当庞大——明军从下游获得的赎城费、军费、赔偿、府库报效是个天文数字，即使抛出了邓名的花销人高达数百万两白银，再经过几轮贸易，数额更是庞大，所以刘晋戈已经喜出望外了。
盐商可以算是刘晋戈在武昌的半个耳目，但他们既然无权去查府库的账本，那他们也无法向刘知府提供准确的数字，也就是今天卢欢才从邓名这里得知，本来成都能够拿到的赋税应该是现有的两倍。
“要是工业银行挣了很多钱，我也就不这么生气了，但他们居然也没有挣到很多钱，好处被武昌这里的缙绅分走了很多。”邓名对卢欢抱怨道：“于佑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他好，尽心尽力地帮武昌向成都倾销货物，在定价上屡屡吃亏，拿到别人留下的一些残羹剩饭就沾沾自喜，还以为自己大赚特赚了。”
桌面上就摆着欠条凭据的协议，邓名指着那协议骂道：“长江的航道控制在我们手中，明明是人家求着我们买货，居然还有赔偿条款，还是利滚利！再看下面这条，这凭据居然还要一成的保证金，武昌的这般奸商，他们怎么不干脆要求全额保证金呢？让我军彻底替他们打工算了。”
“提督不必着恼，”卢欢劝解道：“这本来就不是提督的意思，提督不承认便是了。”
“嗯。”邓名轻声应了一声，如果这份协议更苛刻一些的话，他估计就会不顾一切地撕毁协议了，不过这份协议定的相当巧妙，虽然侵害了明军的利益，但好像还在可容忍范围内，让邓名有些左右为难。想了一会儿，邓名还是摇头道：“不妥，虽然于佑明和朴烦根本没有权利签署这样的协议，但武昌这边的人认为他们有；我宣布这份协议无效很容易，也没有什么站不住理的地方，但武昌这边的人会认为是我出尔反尔，此例一开，将来他们就会怀疑我们的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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