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林欢，一个出走半生，却始终没有走出童年阴影的人。
在我童年最灰暗的记忆里，永远大雨倾盆。
或许那天并没有雨，但是为了保护我的安全，母亲将我裹在了厚厚的雨衣里。所以我的记忆直到今天，仍然蜷缩在潮湿的雨季中。
我被母亲抱着，站在一面透明的玻璃前，玻璃里亮着耀目的白炽灯，而我站的地方漆黑一片。据说，这种漆黑是为了保护我，让玻璃那面的嫌疑人不会看到我的脸，可我还是害怕，我抱紧了母亲，从雨衣和口罩剩下的一点点缝隙中，小心翼翼地看着。
如今再回忆那一切，就像二十八岁的我站在浴室里，扒在水汽弥漫的玻璃前，看着玻璃里那个八岁的我。我努力想擦去玻璃上凝结的雾气，却越擦越模糊。但也好，因为隔着这一层玻璃，我终于得以忘记恐惧，讲述这一切。
我八岁时的邻居、玩伴、一度最要好的朋友，被侵害了，而我是除她之外唯一见过犯人的人。
警察再三问我，还有别的细节吗，比如他有没有戴眼镜？甚至带着诱哄的意味。
没有，我答得很确定。
那年我才八岁，还记不得很多细节，但我很确定，那个人没有戴眼镜，因为我记得那双眼睛。
那是暑假中最平淡无奇的一天，我正和佳佳在公园里玩。盛夏的午后，公园里人很少，他从我们跟前走过三四遍，那双眼睛里有贪婪的渴望和无耻的妄念，不加掩饰，令年幼的我直觉般产生恐惧。
这也是他来和我搭话时，我拒绝着跑回家的原因。
我没有受伤，可我的朋友却被一粒糖骗走了，我记得她惊慌失措地跑到我家，她说，不好了。
后来的事变成纷乱芜杂的片段，警察叔叔、居委会阿姨、老师的身影在我脑海里颠来倒去，母亲从单位赶了回来，紧抱着我不说话，我的心渐渐安定了下来。
从派出所回来的路上，警察失望的眼神一直盘踞在我脑海里，我忍不住问母亲：“妈妈，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
“没有，”母亲永远都是那么温柔，她说，“欢欢，你真的记得那个坏人的长相吗，他真的没有戴眼镜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回答到后面，发出声嘶力竭的尖叫，不是因为不耐烦，而是我的害怕不安涌动起来。
我突然意识到警察和母亲反复追问我的缘由——这个世界上并不只有伤害佳佳的那一个坏人，还有一个戴着眼镜的坏人。前者仍然逍遥法外，而后者可能会因为我的口供被放走。
那是我幼年第一次，也是人生第一次，感到世界像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随时可以吞没我。
后来母亲告诉我，那个戴眼镜的坏人被抓住了，因为有别的女孩认出了他，而伤害佳佳的那个坏人，再没人提起过，却活在我生活的每个角落。
这个漫长的暑假结束得突如其来，再到学校时，我身边的一切都变了。我发现以前和我很要好的同学突然不再理我，总是神神秘秘地聚在一起窃窃私语，看到我走过来时又突然停住，用好奇而惧怕的目光打量我。
“你们到底怎么了？”我终于忍不住抱怨起来。
“没什么。”
和之前每一次一样，人群又一哄而散。但这次，被排挤的不满让我失去了理智，我把我眼中这个小团体的领袖推倒了。
那个小领袖跌在地上，用哭腔喊着：“我们不要和你玩了，我妈妈说，只有没爸爸的人才会像你一样，因为一颗糖就被人弄了，你身上有病！”
彼时我还不懂被人弄了是什么意思，不知道身上有病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这在世人眼里对一个女孩是多大的打击，我只是本能地反驳道：“不是我，是佳佳！”
事情闹到了老师那里，奇怪的是，先动手的明明是我，可老师却没有批评我，她看向我的目光温柔却充满怜悯，这丝怜悯刺痛了我。
晚上回家，我刚想把这桩怪事告诉母亲，却见到佳佳的母亲坐在客厅，脸色凝重而衰败，看到我，眼里再也没有之前的慈爱，开口告辞。
“欢欢，”妈妈朝我招了招手，又朝佳佳的妈妈歉意地笑了笑，“佳佳的事，以后不准再提。”
“可是，是那些人先冤枉我的。”
我有些委屈，但妈妈的目光变得严厉，我害怕起来。
“妈妈，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
“没有，”妈妈叹了口气，“欢欢，佳佳已经转学了，我们也换个学校好不好。”
我没有错，可是我得离开。
幸好小孩子的适应能力很强，我终于被时间推着长大，也终于明白了那天发生的事对施暴者来说早已过去，但却会毁掉一个女孩的一生。
后来我又遇到过好几次并不严重但却败坏心情的骚扰——公交车上的咸猪手，自动扶梯上的偷拍，更多的则是遍布日常生活的“开玩笑”。
每次我都会想起童年时问母亲的那个问题——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是不是我裙子太短了，是不是我回家太晚了，是不是我行为太轻浮了，是不是我太软弱可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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