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每当讲到一位帝王时，除了要讲一讲他们对道教的态度，一般还会提一下对佛教的态度。佛道千年的纠葛传承下来，能够真正融洽相处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贯穿始终的还是争斗，而封建帝王的态度可以直接影响双方的强弱对比甚至是左右某一方的生死，那么道教的迷粉嘉靖对于佛教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嘉靖对宗教的指导思想总体来说就是四个字“崇道抑佛”。还在湖北老家的时候，小嘉靖除了对道教有亲切感，还没有实力对佛教表示什么，不过从登基开始就渐渐表现出了对佛教的打压倾向，发展到后来则更是“于佛则绌，于道则崇”，崇道抑佛可以说是不忘初心，贯彻始终没有改变。其实要说变化还是有的，那就是对道教从崇到迷，从迷到不能自拔。
本来，老祖宗们制定的宗教政策还是挺不错的，以朱元璋和朱棣为表率，给后代子孙们做出了好榜样，总体上就是严格管理、限制发展，后代们执行得也算不错，结果嘉靖一上来就创造了一日度道士二万四千人的记录，祖宗那一套根本就没考虑过，至于后代们会不会也任性更不会操心。
对道教是优待了，那么对佛教是不是只是稍稍压制一下就算了呢？非也，嘉靖说了，既然祖宗说要限制佛教，那么就应该遵祖制好好地限制限制，所以嘉靖对佛教奉行了越来越坚决的打击政策。
嘉靖很缺钱，而且是从上台那一天开始就一直缺钱。国家打仗要钱、各地受灾要花钱，自己修仙更要花钱，一直处于财政危机状态的大明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起了，逼得嘉靖天天想从哪里弄点钱先应应急。
嘉靖元年(1522年）三月，这位皇帝请搬家公司派来几个人，把玄明宫里的佛像给搬了出来，正好有个天天在小区里骑个三轮车收废品的老大爷路过，于是凑上来二人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把这些总重达一千多两的佛像卖了，嘉靖拿到钱后就去还了债。
卖佛像的这点钱简直就是蚊子腿，根本就打不起一个小水花，于是嘉靖又盯上了各地寺院占有的土地。无论是搞房地产开发，还是搞农业种植，土地都是硬通货，是可以做大文章捞大钱的，而寺院占有的土地数量偏偏又达到惊人的、令人不得不起贪心的程度，这在前面也讲到过多次了。比如宣府有隆福、清泉和时恩三寺，共有良田1300多顷，嘉靖二年四月，嘉靖直接命令：“三寺田土各给寺僧三分之一，其余召佃起科”。为什么是这三座寺庙呢？这还不好理解？因为离的近嘛。嘉靖二十二年，“凡释氏必尽废之为快，如大慈恩寺，先朝最盛梵刹，宪、孝、武历朝法王国师居停者万人”，类似大慈恩寺这样的大型佛寺照样“毁之，寸椽片瓦不留”。
为了捞更多的钱，嘉靖进一步开始打击寺院经济，不但强行向和尚们收税，也要他们服徭役，对于藏地来的和尚更加严厉，他曾经把京城里的藏僧一次性打包全部发配到两广那些未开化的地方充军，而且是“遇赦不宥”。
从嘉靖五年（1526年）五月开始到挂掉之前，嘉靖曾经三次发布禁止和尚设坛传戒说法的命令。佛教设坛传法是为了宣扬戒法，这种活动不但属于和尚自己修行的一部分，还有弘扬佛法，宣传佛教的作用，很多人出家当和尚就是因为参加了这些活动才决定的，而且这些活动在嘉靖之前政府是一直鼓励的。那么嘉靖为什么却一再禁止呢？这里面并不仅仅有限制或打压佛教的原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和白莲教有关。白莲教也经常要做宣传推广，每次活动“昼夜传法诵经，男女杂沓”，用来宣扬教义、吸收信徒，各地官员对此是相当警惕的。而和尚设坛传戒说法时的情景又和白莲教的活动差不多，“四方缁衣集至万人，瞻拜伏听，昼聚夜散”，地方官们一看大牙都疼，这到底是和尚们在搞促销呢还是白莲教在搞破坏啊，于是按照传统宁杀错不放过，谁也别搞再促销活动了，安全第一。直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秋，嘉靖临死前还不忘记再次禁止京师参禅礼佛集会，“严禁僧尼至戒坛说法，乃令厂卫巡城御史通查京城内外僧寺，有仍以受戒寄寓者，收捕下狱。四方游僧悉听所司递回原籍当差”。这一禁令实际上被后面几代皇帝一直执行到了明末，对佛教的发展影响甚大。万历年间曹洞宗湛然圆澄和尚写过一部《慨古录》，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自嘉靖间迄今五十年，不开戒坛，而禅家者流，不无可凭据，散漫四方，致使玉石同焚，金鍮莫辨”。这里所说的嘉靖年间就是指嘉靖四十五年，期间透露出佛教的衰退也是毫不夸张。
嘉靖六年十二月，嘉靖宣布了一条命令：从此不允许再给没有身份证的和尚、道士发度牒了，也就是说不给那些没办手续的和尚道士们转正机会了。这还不算，嘉靖还鼓励和尚还俗，尤其是尼姑和女冠则强制还俗，显然是打算让这些女人早点回家嫁人，多生孩子、照顾孤老，为大明的经济建设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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