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原定于五月初五的复叛行动，张献忠是与罗汝才等人事先商量好的，而且刘国能与李万庆都是知情人，但二人不屑于出尔反尔，并未参与。念及昔日情分，也并未告发。
原来的计划是“八大王”率部先行起事，将驻扎在谷城白沙洲的所部将士开赴房县等地区。
在均州“受抚”的“小五营”——王光恩、惠登相、常国安、王国宁、杨友贤，立即揭竿而起，予以响应。
而均州上游便是郧县，是罗汝才与“一丈青”、“小秦王”、“一条龙”这四路人马的防区，一旦起事成功，义军便可快速控制郧阳府北部与襄阳府西北部的广大地区。
然而计划没有变化快，义军这边并未料到朝廷早已制定了极具针对性进剿计划，由孙传庭与洪承畴率官军主力分进合击。
由于计划周详，保密得当，进兵迅疾，路上没有拖沓，行军时间与估算的相差无几，等“八大王”听说洪贼大军已经进驻襄阳城时，已经是四月二十四了。
对方气势汹汹，明显是奔着自己来的，这下“八大王”不反都不行了，要比义军各部首领商定的起事时间整整早了十天。
见到洪承畴来者不善，张献忠也是狡黠无比，并未按照与其他首领定好的方案来实施，而是先攻下谷城。
然后用了一个“狡兔三窟”之计，命膝下的两个义子，长子张可望与次子张定国，分率三千兵马，去往北与西两个方向。
只要洪承畴中计，那数万官军就要去打其他同行了，自己便可高枕无忧了，即便没有中计，也会无法摸清自己的进兵脉路。
“八大王”此举便首先单方面撕毁了与其他义军首领的约定，等于是将其他九个人给卖了，“买家”就是洪承畴，正所谓“祸水西引”。
他们闻讯是否骂街，张献忠是管不着的，要是己部去往均州，屁股后面又坠着洪承畴的数万官军，这些人照样会破口大骂。
张献忠选择避其锋芒是极其正确的，要是与拥有大量速射型新式火铳的官军列阵迎战，只怕一天之后，他的三万大军就不复存在了……
王国宁在听说张献忠在白沙洲起事之后，极其高兴，立即派人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给了“小五营”的其他四位首领。
只是这四人的反应不一，杨友贤与常国安二人的态度与王国宁较为一致，只要“八大王”一反，他们就敢跟着反。
而惠登相并未立即表态，有些摇摆不定，处于模棱两可之间，朝廷并未加害于他，而陡然参与复反，有些不近人情。
王光恩则说“今献忠反，而吾辈亦反，是出裤下，吾不为也！”
在“八大王”真的率先重举义旗之后，他仍旧如此认为。
这话的意思就是，张献忠让你们干嘛，你们就干嘛，你们难道是他裤裆里的那物件？真要去做，你们去做好了，老子不做。
众人除了要看看“八大王”的行动之外，还要听取老大哥——罗汝才的意见，只有“曹操”点头，这事才能完全成功。
罗汝才在接受招抚之后，只愿意农耕过活，并未接受朝廷赏赐的钱粮财物，但暗地里却与其他首领眉来眼去，心里也是计划伺机而动，并且同意了“八大王”的建议。
只是他过去的士卒都被分散在上津、竹山、南漳、保康、房县等地区，兵力虽有不下六七千人，但集结起来非常费时费事。
若是被朝廷发现，必然会被视为反叛，所以决计不能提前集结，只能等待“八大王”有了动静才能公开招募老部下。
不光是惠登相在观望众人的态度，罗汝才也在这么做，因为义军内部早已不是几年前鼎盛时期的模样了。
如今“革左五营”远走大别山，与湖广西北部的义军各部相距甚远，短期之内是不会在与众人汇合了。
更重要的是刘国能与李万庆这两位麾下部曲实力位列前三的首领无意参与行动，等于义军直接少了近三分之一的兵力。
张献忠兵力不少，高达三万两千人。但刘国能所部有两万八人马，李万庆较少，可也有一万八千之众。这俩人死心塌地为朝廷卖命，罗汝才不会不仔细思量一番。
均州与郧县的这九部人马，加起来不过五万而已。若是王光恩与惠登相二人都不参与起事的话，等于不算“八大王”所部，他们七部的总兵力才四万多。
“曹操”的旧部在半路被官军发现并被截杀掉的话，那起事的兵力可能只有四万而已，是否可成大事，还要另行考虑。
若是各路首领都积极响应的话，那么近十三万义军骤然起事，一定可以击败前来进剿的官军，往后裂土称王也说不定。
如今众人各怀私心，根本就拧不成一股绳，己部又难以迅速集结待命，不禁让罗汝才有些头疼。
至于李自成，听说前段时间“八大王”送了他三千两银子与五十匹马，可见混得是何等的凄惨……
对众首领们来说，有一个坏消息和一个更坏的消息，前个内容是刘国能与李万庆均被朝廷擢升为总兵官，也就意味着他们二人再也不会入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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