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人也有自己的间谍网络。澶渊之盟签订前，宋安抚使丁谓抓到了契丹方面的间谍首领，对谍首严刑拷打后得知其成员的长相和年龄，甚至分布各路。可见辽人在间谍组织方面也有不小的布局。由于澶渊之盟的签订，双方战后经济、文化的交流日益增多，人员往来也是络绎不绝。间谍们多利用这种机会潜伏敌境。间谍们用来伪装的身份五花八门，有榷场（辽宋边境的贸易场所）商人，有往来僧侣，有间谍使臣等等。这些无孔不入的间谍很快就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1031年，辽兴宗即位，雄图壮志，想借西夏与北宋连年征战的时机南下一统山河。而辽军南下最优路线是从关南（今河北白洋淀以东，大清河流域以南至河间一带）侵入。所以，1041年12月，就以宋人在关南地区“治壕堑”为由，遣使要求宋朝割关南地区。同时，偷偷在边境上屯集军队，一旦交涉无果就可直接偷袭攻占。然而，在辽人派使者索要土地前的2个月，宋朝方面就已得到“契丹将谋入寇”的情报，开始调遣民夫加修边境城墙，并加强边军训练。军事上的戒备使得辽人武力偷袭的计划落空，只得希望在谈判桌上索要更多的利益。
在契丹使者尚在赶往东京的路上，宋朝间谍就贿赂辽臣买下文书内容，加急送至仁宗手里。得知辽人底线后，仁宗和群臣们有了底气。谈判中宋人坚决不同意割地，只允许联姻或增加岁币。经过商谈，仁宗派富弼带三封国书前往辽国修约。三封国书中写着三个不同的条件。一是可以与辽人联姻，并一次性给嫁妆钱，但每年岁币不再增加。二是若辽人不约束夏国，宋每年只多给岁币10万。三是若辽人让夏人重新称臣，每年愿增岁币20万。这三个条件中，第三个对辽人利益最大，同时也是宋人谈判的底线。宋廷之所以搞了三封国书，就是为了让富弼便宜行事，尽可能减少朝廷的损失。没想到辽国间谍也不是吃素的，在使团去往辽国的路上，就被“辽人密探文忠箧中止有三书”。宋人的谈判底线同样被摆在了桌面上。最后不得不以增岁币20万作为条件。
北宋的间谍被冠以“刺事人”、“谍者”、“谍探”等称谓，由于北宋时期时局动荡，战事不断，间谍一直受到宋廷的高度重视。北宋名臣苏辙在《奕城集》中有这样的记载：“臣闻太祖之时，边臣皆重金养间谍。”
宋太宗时期，大臣田赐上疏曰：“今之御边，无先于用谍。兵书曰：事莫密于间，赏莫重于间。北方自有诸国，未审陛下曾探得凡有几国否，几国与契丹为仇，若悉知之，可以用重赏行间谍，间谍若行，则其国自乱，其国自乱则边鄙自宁。昔李靖用间破突厥，心腹之人自离贰也，书在唐史其事可知，今募能往绝域斗乱蕃部使交相侵害，如汉之陈汤传介子之流，则不劳师徒，自然归化，此可以缓陛下忧边之心也。”在这件奏章当中，田赐详细论述了间谍的重要性，并引用唐朝李靖利用间谍大败突厥的事实，建议朝廷重金招募间谍，派往北部契丹，分化瓦解，使辽国内乱，以达到边境和平之目的。
宋真宗咸平初年，为了适应与契丹的战事需求，在雄州（今保定雄县）设置了谍报机构——机宜司，用来刺探契丹的军事情报，这是北宋历史上第一个军事情报机构，正式拉开了北宋与外族军事入侵者的谍战序幕，在此后的时间里，无论是在与契丹还是西夏的军事行动中，机宜司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机宜司的主要作用就是负责招募并培训间谍人员，定期收集情报，并向谍报人员付报酬，宋辽结盟以后，为了安抚契丹的政治情绪，最大限度的体现北宋的和平诚意，因此，就将机宜司更名为“国信司”，但其职责和任务并未改变。关于机宜司，宋仁宗时的包拯在《包拯集较注》中，有过这样的描写：“欲乞应系沿边自来探候事宜，州军密令知州、通判及旧例管机宜人等，尽籍见勾当（探）事人姓名，仍具机宜司，见管金币多少？自来每得甚事？支与何等物？几月日可来一报？仍令多方求访。”
宋真宗景德三年，设置河北沿边安抚使司，后宋仁宗庆历八年四月，设置河北四路安抚使司，这些安抚使司的主要任务就是招募间谍，并向敌方派遣间谍，收集情报，抓捕对方间谍。徐松着《宋会要辑稿·兵》记载：“降度僧牒三百与定州安抚司，充训练义勇、保甲及募刺事人之费。其沿边州军宜并依定州例，量赐本钱出息。令钩致虏人之能知其国事者，或质所爱，使探问虏中任事、主兵人姓名、材能、性识、所管兵数、武艺强弱、屯泊处所、城垒大小、粮食多少及出兵道路。刺其的实，编类成书，准备照用。其边臣不能使人，致前后探事尤无实者，当移降。”
北宋政府还在北部和西北部边境地区的汉族居民当中，用重金招募、发展、派遣间谍，政府设立专项间谍发展基金，用以保障情报工作的顺利开展，并向这些间谍承诺以封官进爵、给予田产等条件，解决间谍身后事，激发间谍积极为朝廷的军事行动、外交斡旋提供信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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