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茶肆正是满座的时候，一个两撇狗油胡的说书先生迈着方步走到他的座位后面。早已经等着听书的顾客中就有人喊了一声：“常先生。听说今日御街上出了事，先生可能给我们说说？”
大宋汴梁的说书先生不止讲古，而且会常常讲一些市井新闻，所以很多百姓也把说书先生作为打听新闻的渠道。因此这个要求很正常，谁也不会怀疑有别的用心。
常先生很自然地说：“这个我却知道。你说的是今日有一个陕西渭州的秀才到御街上散发揭帖……”
常先生便如亲眼所见一般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添油加醋说得口沫横飞，尤其是说到那个渭州秀才家破人亡，渭州百姓惨遭杀戮之时，听得一些茶客都忍不住落泪。
常先生一口气讲完，正在喝茶润嗓子的时候，一个安排来当托的茶客便说：“这秀才确实是挺惨的。只是这重文抑武、以文御武的国策是太祖太宗定下的，难道有错么？”
常先生把茶碗往桌上重重一放，说：“咱们就不考证是不是太祖太宗从没有说过‘抑武’这样的话。只说这以文御武，看来真的不成。”
说到这里他却卖个关子：“这些事情不说还罢，说起来老夫就是一肚子气。算了，不说了！”
下面的托儿立时叫嚷起来：“常先生怎么能不说呢？还是说说吧，让我等也涨涨见识。”
其他茶客也附和。常先生这才说：“好，咱们就从与元昊交兵开始说起，那些指挥作战的文官尽是些蠢的，这才坏了事……”
说书先生都有事后诸葛亮的能耐，又有李不弃编写的剧本，唾沫横飞之间，与西夏连战皆败，都是因为范雍、夏悚、韩琦、王沿等人懦弱昏庸所致。
过去百姓只知道前线打败了，而且文官把战败的责任都推到石元孙、任福、葛怀敏等一干武将头上，老百姓也没有获取战斗细节的渠道，所以也只能人云亦云而已。但是李不弃编写的剧本把战争的细节都展现在人们面前，尤其是对文官的懦弱、渎职和无能进行了着重描写，听书的百姓们都有了“原来如此”的感觉。
就是说书的常先生也因为痛恨文官渎职、无能的表现越讲越是慷慨激昂。他的情绪迅速感染了听众们，一个个茶客听到过去他们认为的文曲星是如何把成千上万的军队和百姓送入西夏的虎口之中都不由得咬牙切齿。
但是这还不算完。根据杨四郎的剧本，茶博士等这段故事告一段落就说：“唉，诸位客官听我一言。此事毕竟是官家和相公们的事，与我等小民无关。诸位万不可气坏了身子。”
常先生却小眼睛一眯说：“这话却是不对了。这事与在座的诸位却都有大大的关系。”
立刻有人问有什么关系。常先生睿智地瞥了他一眼说：“朝廷几万大军送入李元昊的虎口，那盔甲兵器不要钱？死伤抚恤不要钱？比如渭州打烂了，再抚恤百姓不需要钱？这些钱还不都要从赋税中来？不都是摊到在座诸位的头上？若是打赢了而不是打败，那么我等交的赋税还能少些。你们说是不是？”
“是这个理！”“常先生说得有道理！”想到自己交的赋税就让这些文官这么给挥霍了，听书的人都多少有些肉疼起来，对那些无能的文官的痛恨又深了一层。
这样的场景在一个个瓦子、茶肆中上演着，李不弃估计一天能有几万人听到这样的书。虽然说书先生也分为两派，没有功名的说书先生和一些认为自己怀才不遇以致愤世嫉俗的说书秀才会毫不留情揭露那些文官们的无能，而大部分参与说书的秀才则要委婉得多。但是秀才都要读《易经》，按照天人感应和阴阳调和的学说，他们也不能说渭州秀才的说法就没有可取之处。只要他们不明确反对，在普通百姓看来，就是渭州秀才说得有道理。这下至少民间舆论开始向不利于重文抑武的方向倾斜。
以往遇到这种不利于士大夫的舆论，士大夫们可以假装听不见、看不见，或者在传播中进行歪曲的方法防止发酵。反正能在各地自由流动的主要就是士大夫阶层，他们是各自地区外部消息的主要来源，只要他们态度一致，那么舆论就不会发酵。但是现在却有一点儿不同，清源书院印刷的《商报》有一个栏目专门刊载各地新闻，这次特别详细收录此事，然后通过镖局的邮路传播开去，士大夫们再也不能自说自话了。
上朝前在待漏院庞籍招手把李不弃叫过去说：“你家《商报》的新闻是怎么回事？那个渭州秀才说什么就印什么？而且此事尚无定论，报纸却说‘议论汹汹’‘人皆言崇文抑武不妥’，这不是推波助澜吗？”
李不弃很无辜地说：“庞参政错怪不弃了。《商报》是福安钱庄和清源书院联合弄的，其中文字都是清源书院的人采写，我插不上手呢。我大宋不因言治罪，读书人又都是有骨气的，若是我硬让他们写什么，不写什么，只怕他们会把我骂的狗血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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