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珞珈山，半山庐。自打和宋小妹搬进来之后，这里就没清闲过。午餐时间刚过，侍从室主任林蔚拿着几份电报匆匆地敲开了的房门。正躺在沙发上看日军前几次提出的谈判条件。这是37年底到38年提出来的，包括在内蒙成立自治政府；华北非武装区域扩大，主权归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国警察维持；中国停止反日排日政策；共同反共；在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设特殊机构（亲日政权）；承认伪满洲国；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等等。
这个条件就连德国大使陶德曼都感到苛刻，所以当时国民政府就没同意。可现在太原、徐州、兰封，三大会战接连失败，又把这份文件找了出来。他心想条件是苛刻了点儿，可跟亡国相比又如何呢？唉，真是难以决断啊！
正想得入神，林蔚进来了，双手递上几封电报，说：“这是一战区和97军刚刚发来的急电。他们均表示反对与日媾和，希望军委会能尽快解禁令，并出动空军协助他们展开反击。薛长官还表示要当面向您呈情。”
躺在沙发上嗯了一声，却没有伸手去接，也没有说话。林蔚看了一眼，见他没有反对的意思，又接着说道：“依卑职看，日本人很可能又在用缓兵之计，意在助其受困部队脱险，根本没有诚意”
“好了。不要说了！”突然飞舞着手臂打断了他的话，还怒气勃发地说：“我难道不晓得日本人没有诚意？他们需要时间，我们就不需要吗？眼看日本人就要打到武汉了，咱们的军队在哪儿呢？”
面对声色俱厉的，林蔚感到头皮一阵发麻，缩了缩脖子不敢再说话。其实他很想讲，几天的时间对于保卫武汉能起到多大作用？而日军却只要几天的时间就能逃出生天。孰轻孰重，您老人家怎么就看不明白呢？
刚上任不久的军政部长陈诚也赶来劝说。这位陈部长是国军将领中对日比较坚决的一位，在一次集会上甚至公然宣称“如果委员长不抗日。我们也要打倒他”。
他这次为了说服老头子还专门带来了前保定军校校长、中国着名军事学家蒋百里的《国防论》。
在这篇文章里面。蒋百里充分地分析了中日国情，并鼓励国民说，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无论打到什么田地，穷尽输光不要紧。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
他还说，虽然论尚武我们不及敌手，但是我们也有优势。我们不是工业国而是农业国。工业国好打，占领它的关键地区他就要投降了，纽约就是半个美国，大阪就是半个日本，打不下去了，而农业国你占领了我最重要的沿海沿江地区也不要紧，我这样一个松散的国家你没有要害可抓。所以，我们的抗战可以以国民为本， 打持久战，这是我们打持久战的条件。
蒋百里先生最后总结说，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这一观点后来被时任副总参谋长的白崇禧概括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实在是非常精辟。在我看来，简直就是抗日战争的通关秘籍。
可惜不管陈部长怎么劝说，都要再坚持两天看看。当天晚上，薛岳也赶到下榻的“半山庐”，他是特意坐飞机来武汉的。遗憾的是，两人谈了半夜也没有结果。
消息传到前线，将士们都非常沮丧。狡猾的程潜怕惹祸上身，要求辞职未果后干脆躲到医院装病去了。只好免去他的战区司令长官，由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接任。
卫立煌也是反对和谈的，发电报对说：“你怎么能相信日本人呢？我敢打赌，只要被困部队脱险，他们立马就会翻脸。在上海、南京，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可却回电说：“如果日本人背信弃义，必将在国际上造极为恶劣的影响，而中国则可以趁机搏得国际社会的同情。”
卫立煌听了差点吐血，敌人闯进来你打都不敢打，别人凭什么同情你啊？就算有人同情弱者，那又有什么用呢？他还发电报告诫，日本人现在是有部队困在我们手中，如果让他们脱困，咱们还有得谈吗？
一想，觉得有道理，就亲自下令，要求97军彻底堵死日军东逃的通道，以便为和谈营造有利地位。
周参谋长接到电报一看，苦笑道：“真是太瞧得起咱们了！咱们现在光伤员就有几千，怎么可能堵得住？别的不说，光一个第五师团就够咱们喝一壶的。”
郑卫国气恼地将电报扔到了一边，沉声道：“你回电，要么马上解除禁令，我拼尽全力，也会给他带来一场大捷。要么他接着禁，咱儿回河北去，河南的战事老子不管了！”
熊处长目光闪烁，说：“军座，您真打算抗令不遵？”
郑卫国正在气头上，一瞪眼说：“我抗令不遵咋啦？这分明就是乱命，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熊处长嘿嘿一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反正是抗命，咱们何不来一把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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