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荣氏老宅那场决定命运的会面后。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向醇亲王载沣力荐的两位职业经理人才。
——陆伯言与陈望之，便各自开始了北上前繁琐而必要的收尾与准备。
两人心境相似，皆怀揣着对北方新兴实业的憧憬与对新舞台的跃跃欲试。
然而具体境遇与脱身过程，却因各自先前处境不同，呈现出微妙的差异与节奏。
陆伯言的情况相对明朗。
他原本在那家中外合办的贸易公司担任“技术顾问”，实则是被束之高阁，壮志难酬。
荣氏兄弟的邀约于他而言，不啻于久旱甘霖。
递上的辞呈很快得到了近乎敷衍的批准——公司本就不甚重视他这个闲职。
他利落地与接手的同事做了简单的工作交接，无非是些过时的产品目录和尘封的图纸档案。
家事的安顿也较为迅速，妻子本是知书达理之人，理解丈夫对专业抱负的追求，虽对举家北迁（暂定陆伯言先行）有些不舍与担忧，但更多的是支持。
他将家中积蓄大部留与妻儿，叮嘱再三，自己则只收拾了两个沉甸甸的皮箱。
一个装满了精心挑选的机械工程书籍、国外技术期刊、以及他多年积累的笔记与草图；
另一个则是简单的随身衣物与生活用品。仿佛卸下了无形的枷锁，他几乎是怀着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早早便去上海北站购买了北上的火车票。
在一个晨雾弥漫的清晨，他辞别妻儿，独自提着皮箱，踏上了轰鸣的蒸汽列车。
车厢里，他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江南水乡景致，心中交织着对未知的期待与一丝远离故土的怅惘。
但更多的，是一种终于能学以致用、亲手参与建设一座现代化大厂的昂扬斗志。
他比陈望之早了整整四日，率先向着北方那片正在被醇亲王勾勒出工业轮廓的土地进发。
陈望之的脱身之路，则显得迂回而艰难。
他所在的华资纺织公司内部派系倾轧正酣，他这个“襄理”之位虽已风雨飘摇，却因其手中尚掌握部分客户渠道与生产管理经验，反而成了各方都想争取或至少不想轻易放走的棋子。
提出辞意后，他立刻陷入了更复杂的漩涡：老板或真或假地挽留，许以虚妄的未来；
对立派系则冷嘲热讽，或暗中设置障碍；
平日称兄道弟的同僚，此刻也多态度暧昧。
他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周旋其间，小心翼翼地了结手头的业务，交割账目，安抚或打发一些关系户，确保离职不至于引发不必要的诉讼或恶语。
这过程耗费心神，远非陆伯言那般干脆。
与此同时，安顿家小亦非易事。
陈望之家中人口较多，上有老母，下有几子，妻子主持家务，骤然北迁，牵扯甚广。
他需要妥善安排老母的赡养（决定暂时留沪由弟妹照顾），为妻子和子女的后续北上（视他在天津安定程度而定）做好铺垫，变卖一些带不走的笨重家什，租赁或托人照看沪上的宅院。
每一桩都是琐碎而耗时的家事。
因此，当陆伯言已经安坐北上的列车时，陈望之还在上海的办公室与家门之间疲于奔命，处理着似乎无穷无尽的“未尽事宜”。
他的行李收拾也断断续续，除了必要的衣物、文书、以及几本管理类书籍，他还特意带上了一些记载行业人脉与市场信息的私密笔记。
直到四天后，他才终于将公司事务勉强交割清楚，家中诸事也安排了个大概，带着一身疲惫与终于解脱的复杂心情，以及比陆伯言更多几分的世事练达与谨慎，同样踏上了前往上海北站的路。
他的行囊比陆伯言更多一个藤箱，里面塞满了家人的牵挂与对更为复杂人际环境的预期。
两列火车，载着两位背景、性格、脱身经历各异的职业经理人，先后驶离上海，沿着津浦铁路，向着北方那座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城市——天津隆隆驶去。
他们并不知道彼此出发的具体时日，但都清楚，自己即将投入醇亲王载沣麾下，参与一场关乎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具体实践。
陆伯言的先行一步，带着技术者的纯粹与急切；陈望之的迟来四日，则沉淀了管理者的周全与世故。
他们的到来，将为郑家庄那片正在夯实地基的工厂工地，以及醇亲王更为庞大的直隶产业整顿计划，注入至关重要的专业智慧与管理经验。
时代的浪潮，正将这样的人才从相对成熟的南方商埠，推往北方亟待开拓的实业疆场。
陆伯言所乘的火车，在华北平原上昼夜不息地奔驰着。
车厢内嘈杂拥挤，混合着汗味、烟草味与各地食物的气息，但他仿佛置身于一个独立的静谧空间。
他没有像大多数旅客那样昏昏欲睡或闲谈观景，而是将随身携带的那个最沉重的藤箱置于膝上。
打开锁扣，里面整整齐齐码放着的，不是金银细软，而是一叠叠厚重的文件、剪报、图表、笔记本，甚至还有几本英文和日文的工业管理、市场营销专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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