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到了清朝中后期，随着闭关锁国政策的加剧，中西数学交流渠道逐渐封闭。加之考据学兴起，学者们将更多精力投入古代数学典籍的校勘与注释，虽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古籍，但创新性研究不足。与此同时，西方工业革命推动数学向分析学、代数学等现代领域飞速发展，而中国数学却逐渐与世界前沿脱轨，直至近代西学东渐浪潮下，中国数学才开始艰难地向现代数学转型。明清时期的数学发展，既是传统数学在实用领域的延续与辉煌，也是中西文化碰撞下的探索与挣扎，为中国数学的近代化之路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
而在欧洲各国，对于数字和公式理论的研究，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便已展现出惊人的理性光辉与哲学深度。古希腊数学家泰勒斯率先将演绎推理引入几何学，他通过测量金字塔影子长度计算其高度，开创了用数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先河；毕达哥拉斯学派坚信“万物皆数”，不仅证明了勾股定理，还发现音乐中弦长比例与和谐音程的数学关系，将数学从实用技艺升华为探索宇宙本质的工具。柏拉图学园门口镌刻的“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更凸显了数学在古希腊哲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堪称古希腊数学的巅峰之作，其以严密的公理体系为基础，演绎出467个几何命题，构建起平面几何的逻辑大厦，这种公理化思维深刻影响了后世科学发展。阿基米德则在数学与物理的交叉领域取得突破，他运用“穷竭法”计算圆周率和抛物线弓形面积，提出杠杆原理与浮力定律，将数学理论与工程实践完美结合；阿波罗尼奥斯的《圆锥曲线论》系统研究椭圆、抛物线和双曲线的性质，为一千八百年后开普勒发现行星运动定律奠定基础。
古罗马时期，数学的发展更偏向实用领域。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运用几何原理指导建筑设计，如通过相似三角形原理计算拱门跨度；土地丈量师运用几何方法划分田界，确保土地分配公平。但相较于古希腊在理论层面的突破，古罗马的数学成就更多体现在工程技术应用上，如罗马水道桥、万神殿等建筑的精确建造，无不彰显着数学在实际工程中的强大力量。这些成果不仅塑造了西方古典文明的辉煌，更为中世纪阿拉伯学者传承和发展数学提供了珍贵的思想源泉，在欧洲黑暗时代后引发数学复兴的曙光。
紧接着，到了后来，在封建王朝中世纪时期，欧洲数学的发展陷入了漫长的低谷，被宗教神学的阴影所笼罩。罗马帝国衰亡后，频繁的战乱与社会动荡使得学术研究难以维系，大量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数学典籍或毁于战火，或散佚失传。修道院成为当时仅有的知识保存场所，修士们虽承担着抄写和保存古代文献的工作，但研究方向多局限于神学范畴，数学仅作为解读圣经中数字隐喻、计算宗教节日周期的辅助工具，如通过天文历法计算复活节日期。
然而，这一时期并非全然沉寂。阿拉伯帝国的崛起成为数学传承的关键纽带。自8世纪起，阿拉伯学者大规模翻译古希腊数学着作，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阿基米德的着作等得以保存，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代数学与三角学。这些成果通过伊比利亚半岛的学术交流，逐渐传回欧洲。12世纪，意大利学者斐波那契游历北非，接触到阿拉伯数学，他在《算盘全书》中引入印度 - 阿拉伯数字系统，取代繁琐的罗马数字，极大推动了欧洲商业计算的革新，书中记载的“斐波那契数列”更揭示了自然界生长的数学规律。
13 - 14世纪，经院哲学兴起，学者们开始尝试将数学与神学、哲学融合。牛津大学的默顿学派提出“默顿规则”，用数学方法描述物体的匀加速运动，为动力学发展埋下伏笔；巴黎大学的尼克尔·奥里斯姆运用图表法表示变化量，其思想已初具函数概念雏形。尽管这些探索仍受制于宗教教义的框架，但已悄然打破中世纪的思想禁锢，为文艺复兴时期数学的复兴培育了土壤。此时的欧洲数学，如同冻土下的种子，在吸收阿拉伯数学养分与经院哲学思辨的催化下，等待着冲破黑暗、重焕生机的时刻。
随着15世纪文艺复兴的曙光划破欧洲的夜空，数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在意大利城邦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人文主义思潮席卷而来，学者们挣脱宗教神学的桎梏，重新将目光投向古希腊罗马的数学经典。随着古腾堡印刷术的发明，《几何原本》《算盘全书》等着作得以广泛传播，为数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数学家们不再满足于对古代文献的简单复刻，而是开始大胆创新。
16世纪，意大利数学家们在代数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吉罗拉莫·卡尔达诺在《大术》中首次公布了三次方程的一般解法，他的学生费拉里更进一步，解决了四次方程的求解问题。这些成果标志着代数学从具体的数值计算向抽象符号运算的重大跨越。与此同时，法国数学家韦达引入字母表示数，创立了符号代数学，使得数学表达更加简洁和通用，为后来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和牛顿 - 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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