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在民国时期，数学学科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转型与初步体系化构建。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后，新式教育体系逐步确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纷纷设立数学系，聘请留洋学者任教，将西方现代数学课程如高等代数、数学分析、微分几何等引入课堂。其中，姜立夫在南开大学创建数学系，以严谨的教学风格和系统的课程设置，培养出陈省身等杰出数学家；熊庆来在清华大学数学系推行“函数论”等前沿课程，并创办《中国数学会学报》，搭建起学术交流平台。
这一时期，留学归国的数学家们成为推动学科发展的中坚力量。苏步青在日本取得仿射微分几何领域的重要成果后毅然回国，在浙江大学组建数学研究团队，专注于射影曲线论、曲面论的研究；陈建功在三角级数领域造诣颇深，他与苏步青共同奠定了中国现代数学分析的基础。同时，数学应用开始与工业、经济等领域结合，工程数学在桥梁设计、水利建设中初显成效，统计方法也逐渐应用于人口普查与经济数据的分析。
然而，时局动荡严重制约着数学发展。抗日战争期间，各高校数学系被迫南迁，教学与研究条件极为艰苦。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师生在茅草屋中坚持学术探索，华罗庚在此期间完成《堆垒素数论》，其对解析数论的贡献引起国际学界关注；许宝騄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领域深耕，提出的“许 - 罗宾逊定理”为现代统计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尽管面临经费短缺、资料匮乏等困境，数学家们仍通过组织学术讲座、编译教材等方式，为中国现代数学教育体系的形成保存了火种，为新中国成立后数学学科的全面发展奠定了人才与理论基础。
而在新中国成立与后来迈向新时代发展的这一伟大历程中，中国数学事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国家将数学列为重点发展学科，大量海外学者如华罗庚、陈省身（后在国际数学界持续发挥重要影响力）、吴文俊等毅然归国，投身于学科建设。华罗庚倡导数学为国民经济服务，组建应用数学研究团队，将优选法、统筹法推广到工农业生产一线，显着提升生产效率；吴文俊则在拓扑学领域取得“吴示性类”“吴示嵌类”等开创性成果，为中国拓扑学研究奠定国际地位。
与此同时，国家大力发展数学教育体系，从基础中小学教育到高等院校专业培养全面布局。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数学系规模扩大，教学资源得到整合优化，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数学人才。1956年，国家设立自然科学奖，数学领域众多成果获得表彰，激励了科研工作者的创新热情。在这一时期，数学在国防科技领域发挥关键作用，数学家们参与“两弹一星”工程，通过复杂的数值计算与理论建模，为导弹轨迹设计、核武器研制提供核心技术支撑。
改革开放后，中国数学进入高速发展阶段。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数学研究迎来“科学的春天”，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取得“1+2”的重大突破，引发全国对数学的关注热潮。国家积极推动国际学术交流，派遣大量留学生赴欧美学习前沿理论，同时邀请国际知名数学家来华讲学，陈省身创办的南开数学研究所成为国际数学交流的重要平台。1998年启动的“985工程”“211工程”，进一步加大对数学学科的支持，在代数几何、微分方程、概率论等领域，中国学者开始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发表研究成果。
进入新时代，中国数学在基础研究与应用领域齐头并进。以田刚、朱熹平为代表的数学家在几何分析、庞加莱猜想证明等方面取得国际领先成果；在应用数学领域，数学与计算机科学深度融合，人工智能算法、大数据分析、密码学等新兴技术背后，都离不开数学理论的支撑。国家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为数学研究提供充足资金保障，同时建成多个国家级数学研究中心，如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上海数学中心等。202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将数学列为重点发展的基础学科，推动数学与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中国数学正以坚实的步伐迈向世界数学强国，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与此同时，20世纪以来，数学在计算机科学、量子力学、密码学等新兴领域的应用不断拓展。图灵提出的计算模型为现代计算机奠定理论基础；冯·诺依曼建立的博弈论框架深刻影响经济学与决策科学；密码学中的RSA算法依赖数论中的素数理论保障信息安全。与此同时，数学研究也愈发抽象化和专业化，朗兰兹纲领试图统一数论、代数几何与自守形式等领域，庞加莱猜想的证明展现了拓扑学的巨大魅力。从古老的结绳记事到如今的人工智能算法，数学始终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核心工具，持续推动着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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