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肃，字子雍，十八岁时跟随学者宋忠研读扬雄的《太玄》，并为这部深奥的典籍重新作注。（王肃的父亲王朗在给许靖的信中提到，王肃出生于会稽郡。）黄初年间，王肃被任命为散骑黄门侍郎，成为皇帝的近侍官员。
太和三年，王肃升任散骑常侍。次年，大司马曹真率军征讨蜀汉，王肃上疏劝谏说：
“古书上说：‘千里运送粮草，士兵面有饥色；砍柴烧火做饭，军队难以吃饱。’这说的还是在平坦道路上行军的情况。更何况深入险阻之地，凿山开路前进，士兵的劳苦会成倍增加。如今又逢连绵阴雨，山路陡峭湿滑，大军拥堵难以展开，粮草运输艰难，这正是行军的大忌。
听说曹真出发已过一月，才走了半个山谷，修路的工作全由战士承担。这样一来，敌军反而能以逸待劳，这是兵家最忌讳的。从前周武王伐纣，出兵后又退回；近年太祖、文帝征讨孙权，临江而未能渡河。这难道不是顺应天时、通晓权变的做法吗？
百姓若知道陛下因大雨艰难而休兵，日后若有机会再乘机出征，就会像《周易》所说‘以愉悦的心情让百姓赴难，百姓会忘记死亡’那样，心甘情愿为国效力。”
魏明帝采纳建议，下令退兵。
王肃又上疏提出两项礼制建议：大臣丧礼：建议遵循旧礼，为去世的大臣举行哀悼仪式，并在宗庙供奉果品祭祀。这一建议被朝廷采纳施行。精简官制：上疏陈述治国根本，提出 “裁撤闲散职位，减少非必需的俸禄，停止多余的开支，合并清闲的官职，使每个官员都有实际职责，职责对应具体事务，事务关联相应俸禄，俸禄替代耕作收入” 的主张。他认为，官职精简而俸禄优厚，既能减少国家财政支出，又能激励士人进取。
王肃还引用历史教训：“唐虞时代设官分职，命公卿各负其责，以尚书（纳言）传达帝王命令；周代五日一朝，公卿大夫共同议事；汉初公卿亲自上朝奏事，如高祖敬重直言的周昌，武帝信任敢谏的汲黯。自汉成帝设置五名尚书后，朝礼逐渐废弛。如今应恢复五日朝会制度，让公卿尚书各按职事上奏，复兴传统礼仪，光大圣贤基业。”
青龙年间，山阳公（汉献帝刘协）去世。王肃上疏建议：
“古代唐尧禅位虞舜、虞舜禅位夏禹，继位者都服丧三年后才正式即位，因此帝号不受损，君臣之礼得以保存。如今山阳公顺应天命，禅位大魏，退居宾位。他侍奉魏国尽忠尽节，魏国对待他尊崇而不以臣下相待。如今他去世，丧葬规格与帝王相同，远近之人都称赞这是盛德之举。
汉代皇帝称号为‘皇帝’，‘皇’与‘帝’有别，‘皇’的地位略低于‘帝’。如汉高祖时，天下无两王，他的父亲健在但仅称‘太上皇’，显然‘皇’与‘王’并不冲突。如今为山阳公确定谥号，可称‘皇’以匹配其尊荣。”
魏明帝未完全采纳，最终追谥刘协为 “汉孝献皇帝”，允许称 “皇” 但保留 “帝” 号。（孙盛评论：“与神灵契合者称皇，与天道契合者称帝，‘皇’的尊号高于‘帝’。王肃认为‘皇’比‘帝’轻，实为谬误。” 裴松之反驳：“上古称‘皇皇后帝’，先‘皇’后‘帝’，但汉代尊父为‘皇’，实则有贵无位，与‘帝’相比确实较低。魏国沿用汉礼，王肃的建议是基于汉制，孙盛的批评实为讥讽汉代制度，而非针对王肃。”）
后来，王肃以散骑常侍身份兼任秘书监（负责皇家典籍的官职）和崇文观祭酒（文化机构主管）。魏明帝景初年间，朝廷大规模营建宫室，导致百姓荒废农业生产，朝廷信守承诺的风气不盛，刑杀举措往往仓促决断。王肃上疏指出：
“大魏承接百代王朝的基业，百姓人口稀少，战争尚未完全停息，此时正应让百姓休养生息，以清静政策安抚远近之人。要积蓄国力、使疲惫的百姓得到休息，关键在于减少徭役、鼓励农耕。如今宫室尚未建成，工程仍在进行，粮草运输和人力征调频繁，百姓疲于劳役，农民离开农田，种粮的人少，吃粮的人多，旧粮已耗尽，新粮未接上，这是国家的大隐患，并非未雨绸缪的长远之计。”
“如今参与营建的工匠有三四万人。九龙殿足以让陛下安居，内部也足够容纳六宫嫔妃，显阳殿即将完工，唯有泰极殿之前的工程规模仍大。眼下即将进入寒冬，工匠可能因寒冷患病。恳请陛下颁布仁德诏书，深切怜悯役夫的疲劳，关怀百姓的生计，从非紧急工程中挑选身强体壮的工匠，留下一万人，让他们每年轮换一次。这样众人都知道休息有盼头，就会愉快地投入工作，虽劳累却无怨言。按此计算，一年有三百六十万工时，力量并不少。原本一年完成的工程，可允许三年完成。将其余工匠遣散务农，这才是长久之计。粮仓有充裕的粮食，百姓有剩余的劳力，用此来兴办工程，何事不成？用此来推行教化，何教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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