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震的劝阻亦无济于事。孙策心意已决，将于吉收监。他的暴烈与对人心向背的漠视，在那一刻暴露无遗。他以为自己在维护正道，实则却在用比煞气更可怕的傲慢与戾气，割裂自身与他人的联系。
回到府中，吴太夫人知悉此事，亲自来劝。她是看着孙策兄弟在乱世中如何浴血挣扎走到今天，深知江东孙氏能在南方立足，不仅靠武力，也靠些难以言明的气运与人心维系。于吉的神迹她并非全信，但军民敬仰如斯，则绝不可轻动。
“吾儿屈杀神仙，恐招此祸…” 吴太夫人的担忧，在那玄幻世界观下，已不仅仅是妇人之仁，更是对气运与报应的朴素认知。伤害一个拥有超凡力量且深受民众敬仰的人，可能会在天地规则层面引起不好的反噬。
然而，孙策嗤之以鼻。“儿自幼随父出征，杀人如麻，何曾有为祸之理？今杀妖人，正绝大祸，安得反为我祸？”他认为凭借武力杀戮积累的煞气已能压制一切，将天命与气运全然归结于自身武道的强大，这种极端自信，反而让他屏蔽了许多应有的警惕。他以为自己能掌控一切祸福，这便是其小霸王之意的极致，亦是他的盲区。
他提审于吉。狱吏畏信于吉，并未虐待。这在孙策看来，是自己权威被挑衅，是妖法惑人心智的铁证。愤怒进一步催化了他体内的混乱，毒伤发作愈烈。
即便在张昭等数十人联名以近乎哀求的方式劝阻时，孙策仍以张津之事为前例，认为信妖惑众者不可留。他试图以禁邪觉迷的大义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但这大义背后，是他个人武道意对异类力量的极端排斥与蔑视。
吕范提出了“祈雨赎罪”的折中之法。这是一个测试，一个看于吉是否真有超凡能力的考验，同时也试图给孙策一个台阶下。孙策应允，但他下令“若午时无雨，即焚死”，并令人准备柴堆。他没有给于吉留任何余地，潜藏的，是将天意与于吉之死绑定的残忍心思。他想借此彻底摧毁于吉的神性。
于吉沐浴更衣，绳缚烈日下求雨。这个举动本身，就蕴含着某种道的代价——以自身承受痛苦、消耗能量来感应天地之气。他告诉围观百姓：“吾求三尺甘霖，以救万民，然我终不免一死。气数至此，恐不能逃。” 这不仅仅是认命，更像是以洞悉世事与自身气数将尽的意，做最后的感召。他牺牲的是他个人的气数与形体，来达成天地之气的变动。
随着时近午时，阴云汇聚，风雷将作。这是天地之气受于吉牵引而显化的前兆。然而，孙策却视而不见，甚至更怒。他将自然的酝酿视作妖人徒劳挣扎的证据。他的“意”此时已经被狂暴和猜忌彻底占据。他不能容忍一个并非依靠杀伐与权力来号令天下的人存在，更不能容忍一个被他判处死刑的人，此刻还能凭借自身的能力获得天地的回应。
“时已近午，空有阴云，而无甘雨，正是妖人！” 他强行中断了这个过程，将未完成任务的于吉绑上柴堆点燃。
火焰升腾。在于吉身死的刹那，那股盘旋的力量达到了巅峰。一股肉眼可见的青气，带着破碎的意与未尽的气数，冲上云霄。雷电交加，磅礴大雨骤然而降，应了那“三尺甘霖”。这是天地对此“道”的回应，也是对一个拥有超凡能力者的某种承认。
雨水，混合着火光、烟尘、以及地上升腾起的、于吉身死所激发的驳杂能量，洒向了聚集的人群。当百姓与官员在雨中罗拜于吉遗体，将之视为真正的神仙显灵时，孙策再次被他们那种无法理解的、发自内心的敬畏所激怒。在他充斥煞气的意中，这并非显灵，而是于吉以死亡为代价，施展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惑众的妖法！他无法容忍自己杀掉的妖人，竟能在死后依旧获得比自己更强大的人心力量。
“晴雨乃天地之定数，妖人偶乘其便，你等何得如此惑乱！” 这句话中，“偶乘其便”暴露出孙策对其力量根源的彻底否认。他拔剑亲斩于吉，一刀两断的不仅仅是老道的颈骨，更是自己与这江东大部分士民人心之间的联系。
一道青气确实向上冲去，融入了这片曾被道家黄巾盘踞的、充满复杂气场的区域。而于吉的肉身，却离奇消失了。那消失本身，就昭示着这并非是简单的处决，而是某个超凡存在的退场方式，带着未知的去向和后果。
从斩杀于吉的那一刻起，某种来自天地的怨煞或诅咒，便锚定在了孙策身上。夜晚的风雨，并非只是自然现象，更是这种无形能量骚动的显化。而于吉魂魄或意念的萦绕，如同附骨之疽，吞噬着孙策本已因伤势而衰败的气与意。
孙策的意在试图以其固有的暴烈与霸道驱逐这种缠绕，他的身体则在这种内部撕扯与外部侵蚀下迅速枯竭。他眼中看到的于吉幻影，别人却看不见，这更证明了这并非物理层面的鬼魅，而是附着于他意上的、超凡层面的攻击或反噬。这是力量的代价、报应的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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