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曹操在官渡焚烧袁绍的乌巢粮草后,并未有丝毫停歇。得胜之军,裹挟着精粹无匹的杀伐煞气,如同饥渴的猎食者,追逐着溃败如潮的袁绍残部。那些袁军士卒,心中的意已然崩碎,肉体之气在恐惧和绝望中迅速衰竭,化为更容易被土地吸收的怨煞,点滴浸染着官渡通往黎阳的道路。
袁绍披甲不及,仅着单衣幅巾,带着不到八百亲骑,其身上曾煊赫一时的世家气已薄弱不堪,只有混杂着羞恼与不甘的,衰败的意在支撑着他狼狈前行。直至黎阳北岸,大将蒋义渠引兵迎接,这些兵马带着相对完整的地脉之气与部队煞气,勉强构成了新的物理屏障。听到袁绍归来的消息,那些零散溃败的士卒,被求生的本能和对旧主残存的意所吸引,又如同蚂蚁般聚集起来,暂时恢复了一丝表面上的军势之气。
然而,这股重新汇聚的力量是如此脆弱。夜宿荒山,阴森的林地中,游荡着无数因惨死而未消散的怨煞,它们低声哭嚎,附着在尚存生机的败军耳畔。袁绍在其简陋的帐篷中,充斥着败亡与屈辱,却能奇异地感应到那些比自己士兵更痛苦的,低低的啜泣声。他走出帐篷,循声而去,看到的却是败兵们围拢在一起,哭诉着丧兄失弟、家破人亡的悲惨。他们的哭声,夹杂着战场浓厚的怨煞气息,充满了对战败的痛苦和对未来的绝望。更可怕的,他们的意并未指向曹操,而是转向了自己曾经寄托希望的主公。
“若听田丰之言,我等怎遭此祸!”这句话,如同淬毒的利刃,瞬间击穿了袁绍本已脆弱的心理防线。他心中涌起了深切的后悔,那是面对残酷现实和自身错误决策时产生的自我否定之意。这种意比任何物理伤痛都更加腐蚀他的心神。“今回去,有何面目见之耶!” 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耻。
次日,正当他在复杂的意绪中煎熬时,逢纪引兵来迎。这位内藏小人之意的谋士,敏锐地察觉到主公心境的动摇,立即将他那种扭曲的意付诸行动,用最恶毒的谗言去操弄袁绍对田丰残存的那一丝愧疚。“丰在狱中闻主公兵败,抚掌大笑曰:果不出吾之料!”
这话并非全无根据。田丰的意坚韧而孤傲,他在狱中早有觉悟,或许真的会苦涩地一笑。但这在逢纪口中,却成了田丰对主公败亡的幸灾乐祸与蔑视。袁绍本已破碎的“意”被这恶意彻底点燃。羞愧与愤怒混合,淹没了他内心最后一丝对田丰忠义之意的认识。他不再顾念昔日的情谊,只有一股受辱之意驱使他下达了最残酷的命令:“竖儒怎敢笑我!我必杀之!”
与此同时,在冀州冰冷黑暗的狱中,田丰同样通过自身纯粹的意感应到了某种变化。当狱吏兴高采烈地向他道贺,以为主公归来,自己将得到重用时,田丰却发出了苦涩的预言:“吾今死矣!” 他凭借着对袁绍本性——“外宽而内忌,不念忠诚”——的深刻理解,已经预见了自己“忠义之意”必然的结局。胜利也许会带来一丝希望,因为胜利者的“意”更容易变得宽容;但失败带来的羞辱与自卑,只会让袁绍内心深处那份阴暗、无法容忍他人比自己更强的嫉妒之意彻底爆发,首当其冲的,便是那些预言他失败的人。
使者手持象征着冰冷权力与死亡的剑,传入狱中。田丰没有挣扎,没有乞求,他的忠义之意早已超脱了生死的桎梏。“吾固知必死也。” 这平静的话语,带着一种彻骨的悲凉,却又显露出“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不识其主而事之,是无智也”的反思之意。他不怨恨,只是为自己选择的错误主公感到惋惜,然后以最决绝的方式——自刎,让自己的意与气不再留在这个已经腐朽崩坏的袁氏体系中。他以死来终结这段孽缘,保有自身最后一份不可侵犯的“意”之尊严。田丰的死亡,与前夜被杀的沮授一样,象征着袁绍集团内部,最后那几股清醒而强大的“忠诚之意”与“智谋之意”的覆灭。河北的栋梁折断,预示着其根基——支撑王朝的优秀人才与忠良已彻底断绝,袁氏家邦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袁绍回到冀州,心烦意乱,那是经此惨败,意彻底丧失稳定之锚的表征。他不理政事,放任那破碎的意随意飘荡。此时,后妻刘氏的劝立嗣子,以及审配、逢纪、辛评、郭图等人的派系争斗,进一步加剧了袁绍集团内部意的分裂。袁尚背后是阴险而有野心的审配与逢纪,袁谭背后则是相对务实但同样有私心的辛评与郭图。他们的讨论,是围绕继承人展开的,却是以各自私利和派系之意为驱动,并非为了袁氏的整体气运或天下苍生。袁绍犹豫不决,显示出他作为领袖,定夺之意已荡然无存,完全受控于身边各种复杂的意场牵扯。这种内部的撕裂,比任何外部敌人都更加致命,它消耗着袁氏残余的气与煞气,并在他们的大本营滋生难以消除的怨煞与不和之气。
直到袁熙、袁谭、高干各自从驻地带来了援兵。这五万、六万兵马,是袁氏遍布北方的世家网络所能动员的,分散储存的地脉与民力之气。二十余万军队再度聚集,形成了一股看似可观的物理力量,但也掺杂了各自省份独特的气与将军的个人意——这些意各不相谋,使得庞大的军队像是一个勉强粘合在一起的泥人,不堪重击。袁绍见了这些力量,被暂时的气之多寡所蒙蔽,又燃起了不切实际的战胜之意,不顾身体和内部问题,决定再战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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