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曹操在官渡焚烧袁绍的乌巢粮草后，并未有丝毫停歇。得胜之军，裹挟着精粹无匹的杀伐煞气，如同饥渴的猎食者，追逐着溃败如潮的袁绍残部。那些袁军士卒，心中的意已然崩碎，肉体之气在恐惧和绝望中迅速衰竭，化为更容易被土地吸收的怨煞，点滴浸染着官渡通往黎阳的道路。
袁绍披甲不及，仅着单衣幅巾，带着不到八百亲骑，其身上曾煊赫一时的世家气已薄弱不堪，只有混杂着羞恼与不甘的，衰败的意在支撑着他狼狈前行。直至黎阳北岸，大将蒋义渠引兵迎接，这些兵马带着相对完整的地脉之气与部队煞气，勉强构成了新的物理屏障。听到袁绍归来的消息，那些零散溃败的士卒，被求生的本能和对旧主残存的意所吸引，又如同蚂蚁般聚集起来，暂时恢复了一丝表面上的军势之气。
然而，这股重新汇聚的力量是如此脆弱。夜宿荒山，阴森的林地中，游荡着无数因惨死而未消散的怨煞，它们低声哭嚎，附着在尚存生机的败军耳畔。袁绍在其简陋的帐篷中，充斥着败亡与屈辱，却能奇异地感应到那些比自己士兵更痛苦的，低低的啜泣声。他走出帐篷，循声而去，看到的却是败兵们围拢在一起，哭诉着丧兄失弟、家破人亡的悲惨。他们的哭声，夹杂着战场浓厚的怨煞气息，充满了对战败的痛苦和对未来的绝望。更可怕的，他们的意并未指向曹操，而是转向了自己曾经寄托希望的主公。
“若听田丰之言，我等怎遭此祸！”这句话，如同淬毒的利刃，瞬间击穿了袁绍本已脆弱的心理防线。他心中涌起了深切的后悔，那是面对残酷现实和自身错误决策时产生的自我否定之意。这种意比任何物理伤痛都更加腐蚀他的心神。“今回去，有何面目见之耶！” 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耻。
次日，正当他在复杂的意绪中煎熬时，逢纪引兵来迎。这位内藏小人之意的谋士，敏锐地察觉到主公心境的动摇，立即将他那种扭曲的意付诸行动，用最恶毒的谗言去操弄袁绍对田丰残存的那一丝愧疚。“丰在狱中闻主公兵败，抚掌大笑曰：果不出吾之料！”
这话并非全无根据。田丰的意坚韧而孤傲，他在狱中早有觉悟，或许真的会苦涩地一笑。但这在逢纪口中，却成了田丰对主公败亡的幸灾乐祸与蔑视。袁绍本已破碎的“意”被这恶意彻底点燃。羞愧与愤怒混合，淹没了他内心最后一丝对田丰忠义之意的认识。他不再顾念昔日的情谊，只有一股受辱之意驱使他下达了最残酷的命令：“竖儒怎敢笑我！我必杀之！”
与此同时，在冀州冰冷黑暗的狱中，田丰同样通过自身纯粹的意感应到了某种变化。当狱吏兴高采烈地向他道贺，以为主公归来，自己将得到重用时，田丰却发出了苦涩的预言：“吾今死矣！” 他凭借着对袁绍本性——“外宽而内忌，不念忠诚”——的深刻理解，已经预见了自己“忠义之意”必然的结局。胜利也许会带来一丝希望，因为胜利者的“意”更容易变得宽容；但失败带来的羞辱与自卑，只会让袁绍内心深处那份阴暗、无法容忍他人比自己更强的嫉妒之意彻底爆发，首当其冲的，便是那些预言他失败的人。
使者手持象征着冰冷权力与死亡的剑，传入狱中。田丰没有挣扎，没有乞求，他的忠义之意早已超脱了生死的桎梏。“吾固知必死也。” 这平静的话语，带着一种彻骨的悲凉，却又显露出“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不识其主而事之，是无智也”的反思之意。他不怨恨，只是为自己选择的错误主公感到惋惜，然后以最决绝的方式——自刎，让自己的意与气不再留在这个已经腐朽崩坏的袁氏体系中。他以死来终结这段孽缘，保有自身最后一份不可侵犯的“意”之尊严。田丰的死亡，与前夜被杀的沮授一样，象征着袁绍集团内部，最后那几股清醒而强大的“忠诚之意”与“智谋之意”的覆灭。河北的栋梁折断，预示着其根基——支撑王朝的优秀人才与忠良已彻底断绝，袁氏家邦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袁绍回到冀州，心烦意乱，那是经此惨败，意彻底丧失稳定之锚的表征。他不理政事，放任那破碎的意随意飘荡。此时，后妻刘氏的劝立嗣子，以及审配、逢纪、辛评、郭图等人的派系争斗，进一步加剧了袁绍集团内部意的分裂。袁尚背后是阴险而有野心的审配与逢纪，袁谭背后则是相对务实但同样有私心的辛评与郭图。他们的讨论，是围绕继承人展开的，却是以各自私利和派系之意为驱动，并非为了袁氏的整体气运或天下苍生。袁绍犹豫不决，显示出他作为领袖，定夺之意已荡然无存，完全受控于身边各种复杂的意场牵扯。这种内部的撕裂，比任何外部敌人都更加致命，它消耗着袁氏残余的气与煞气，并在他们的大本营滋生难以消除的怨煞与不和之气。
直到袁熙、袁谭、高干各自从驻地带来了援兵。这五万、六万兵马，是袁氏遍布北方的世家网络所能动员的，分散储存的地脉与民力之气。二十余万军队再度聚集，形成了一股看似可观的物理力量，但也掺杂了各自省份独特的气与将军的个人意——这些意各不相谋，使得庞大的军队像是一个勉强粘合在一起的泥人，不堪重击。袁绍见了这些力量，被暂时的气之多寡所蒙蔽，又燃起了不切实际的战胜之意，不顾身体和内部问题，决定再战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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