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城市的灯光透过窗帘缝隙渗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细长的光条。郝铁闭上眼睛,却睡不着。裁决书、咖啡馆、老张布满老茧的手、仲裁庭里那面有些歪斜的国徽——这些画面在脑海中交错浮现,像一部无声电影,不断回放着这半个月来的点点滴滴。
他想起三年前刚来这座城市时,口袋里只有三百块钱,睡在桥洞下,用捡来的纸板垫在身下。第一个活儿是在建筑工地搬砖,工头说好日结八十,干完活却只给了五十。他问为什么,工头叼着烟,斜睨他一眼:“新人,扣三十学费,不懂规矩?”
他没争。不是不敢,是饿。那五十块钱,他买了十个馒头,三包榨菜,吃了三天。
后来他什么活儿都干过:送外卖,被平台扣款时连申诉的入口都找不到;在餐馆后厨,每天工作十四小时,老板说“包吃包住”就是睡在储藏间的地铺上;跟车送货,货主少算了三箱,司机把损失全算在他头上……
他像这座城市里无数个零工一样,在各种临时、松散、朝不保夕的雇佣关系中辗转。每次被克扣、被欺骗、被随意对待时,心里都像被什么东西堵着。但每次他都告诉自己:算了,就一点钱,闹起来更亏;算了,下次注意点;算了,人在屋檐下……
直到这次,在物流园,那场雨,那二十四块钱。
二十四块钱能干什么?在这个一线城市,不够一杯精品咖啡,不够一顿像样的快餐,不够打车穿过三个街区。但它能买十二个馒头,能让老家的母亲在集市上割一斤肉包顿饺子,能交半个月的房租——如果住的是城中村最便宜的那种隔间。
那天在仲裁庭,当公司律师说“为这点钱打官司,是浪费司法资源”时,郝铁第一次没有在心里说“算了”。他抬起头,直视着那位西装革履的律师,说:“对你们来说是‘这点钱’,对我是三顿饭,是我妈半个月的降压药,是我能继续留在这座城市的希望。”
当时他没想那么多,话就冲口而出。现在回想,那句话里,藏着他过去三年所有忍下的、咽下的、逼自己忘掉的不公。
旁边的苏晴翻了个身,呼吸均匀。郝铁轻轻起身,走到窗前。凌晨三点的街道空旷而安静,只有环卫工人的扫地声由远及近,又渐渐远去。橙色的工作服在路灯下很醒目,像夜海里孤独的航标。
他想起了老张。裁决书送达后的第三天,老张又来过一次咖啡馆,不是为喝茶,是求助。
“郝铁,你得帮我看看这个。”老张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小心翼翼地铺开。是一份用工协议,字印得很小,密密麻麻。“新找的工地,工头让签这个。我看不太懂,但觉得不对劲。”
郝铁接过来。他只有高中学历,但三年摸爬滚打,对这类文件有种本能的警觉。果然,在条款中间藏着这么一句:“乙方自愿放弃社会保险,甲方以现金形式每月补贴300元”。
“这不能签。”郝铁说,“放弃社保是违法的,真出了事,这协议没用,但打官司麻烦。”
“可工头说,不签这个,活就给不了。”老张搓着手,“三百块钱现金呢,比交社保实在。”
“老张,你今年四十八了,再过几年干不动了怎么办?生病了怎么办?”郝铁指着那条款,“他补贴你这三百,是因为如果给你交社保,公司要出近一千。他省了七百,给你三百,你还觉得赚了?”
老张愣住了,显然没算过这笔账。
“而且你看这儿,”郝铁又指着一行小字,“‘工作中发生意外,甲方依据责任情况给予适当人道主义补偿’。什么叫适当?什么叫人道主义?真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他说给两万是‘人道’,你要二十万是‘贪婪’,怎么办?”
老张的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他盯着那份协议,像盯着一条毒蛇。
“那……这活儿,我不干了?”
“不是不干,是让他改条款。社保必须交,意外保险必须买,这是底线。”郝铁顿了顿,“你就说,你有朋友打过劳动仲裁,知道这些是必须的。他要是不乐意,你就说可以一起去找劳动监察大队问问,这样签合不合法。”
“他会不会觉得我在威胁他?”
“你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是威胁。”郝铁说得坚定,“他要是个正经老板,不会怕这个;他要不是,这活儿不干也罢,早晚出事。”
老张盯着郝铁看了好一会儿,忽然笑了,笑得眼角皱纹深深:“郝铁,你变了。以前在工地,你话最少,就知道闷头干活。”
“人都是被逼着变的。”郝铁也笑了,“你要不要喝点东西?我给你做杯拿铁,新品,练手。”
“别,咖啡我喝不惯,苦。”老张摆手,仔细地把协议叠好放回口袋,“我明天就照你说的,跟他谈。谈不拢,就走人。有手有脚,饿不死。”
老张走后,郝铁站在吧台后擦了很久杯子。玻璃杯在灯光下晶莹剔透,能照见人影。他看见自己的脸,三十岁,已经有了风霜的痕迹,但眼睛是亮的,不像三年前那样,总蒙着一层灰蒙蒙的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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