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罐里的阳光
老杨踩着三轮车拐进博物馆后街时，车斗里的废品叮当响了两声。秋阳把影子拉得老长，他额角的汗珠子滚到下巴，砸在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上，洇出一小片深色。收废品这行他干了二十多年，从自行车换成三轮车，车斗里的铁家伙、纸箱子换了一茬又一茬，只有车把上那只搪瓷缸子没换过，掉了瓷的地方露出暗红的铁，像块长在车把上的疤。
“杨师傅，今天收得早啊？”博物馆后门的保安老李探出头，手里摇着把竹扇。
老杨刹住车，往车斗里瞥了眼：“没多少，够买两斤面就行。”他的目光越过老李，落在博物馆外墙那排新刷的红漆上，“里头又添新宝贝了？”
“可不是，刚从库房调了批宋代的瓷，下午开展。”老李往旁边挪了挪，“进去瞅瞅？反正你这会儿也没事。”
老杨搓了搓手上的灰，指缝里还嵌着今早撕纸箱时沾上的纸屑。他这辈子没进过几次像样的地方，上次还是孙子学校开家长会，他特意换了身干净衣裳，结果椅子坐得他浑身不自在。但“宋代的瓷”这几个字，像根细针轻轻扎了他一下。
“要钱不？”他问。
“不要，登记下就行。”老李笑着摆手，“你进去了别乱摸，那些玩意儿金贵着呢。”
展厅里的光比外面柔和，老杨下意识地把脚在门垫上蹭了蹭，鞋底的泥印还是在光洁的地板上留下了两个浅痕。他缩了缩脖子，跟着稀疏的人群往里走。玻璃展柜擦得能照见人影，里头的瓷瓶瓷碗泛着润润的光，跟他平时收的那些缺边掉角的粗瓷碗完全是两回事。
他在一个展柜前停住了脚。柜子里摆着只瓦罐，不算特别起眼，肚子圆滚滚的，颈口收得细细的，釉色是那种不扎眼的青灰色。但老杨的目光一下子就钉在了罐身上——靠近底部的地方，有块巴掌大的补丁，釉色比别处亮些，像块新贴上去的膏药。
“这是宋代的民窑瓦罐，当年应该是用来储物的。”旁边有个戴眼镜的姑娘正在给同伴讲解，“你看这块修补的痕迹，用的是金缮工艺，现在看着不起眼，当年可是费了大功夫。”
老杨没听清姑娘后面说的啥，他的耳朵里嗡嗡响，眼前的瓦罐慢慢变成了家里灶台上那只腌菜罐。也是青灰色，也是圆滚滚的肚子，只是比这只矮些，罐口边缘磕掉了一小块，露出里头的陶胎，像豁了颗牙。
那只罐是他老伴嫁过来时带的嫁妆。那年头讲究“三转一响”，但老杨家穷，别说自行车缝纫机，连块像样的手表都买不起。媒人来说亲时，女方家没提啥要求，就说闺女有只陪嫁的腌菜罐，得带着。
“那罐是她姥姥传下来的，说是民国年间的东西。”老杨蹲在展柜前，眼睛凑近玻璃，鼻尖几乎要贴上去。他想起老伴第一次用那罐腌萝卜，是他们结婚后的第一个冬天。她把切好的萝卜条撒上盐，一层一层码进罐里，手指在罐口抹了圈，沾了盐的指尖亮晶晶的。“这罐得养，越用越润。”她当时笑着说，眼角的细纹里盛着光。
那时的冬天比现在冷得多，窗台上总结着层薄冰。老伴每天早上都会掀开罐盖，用筷子夹出几条腌萝卜，佐着玉米糊糊吃。萝卜腌得透亮，咬在嘴里咯吱响，咸中带点回甘。老杨总说太咸，却每次都能就着吃两大碗糊糊。
第一次摔罐，是儿子三岁那年。小家伙踩着小板凳够罐子里的腌黄瓜，连罐带凳翻了个底朝天。黄瓜撒了一地，沾着泥的瓷片溅得到处都是，罐身裂了道斜斜的缝，像道狰狞的疤。老伴心疼得直掉眼泪，把儿子拉到跟前要打，手扬到半空又落了下来。老杨蹲在地上捡碎片，粗糙的手掌被瓷片划了道口子，血珠滴在青灰色的陶胎上，像朵突然绽开的小红花。
“哭啥，我找瓦匠补补。”他把碎片拢到一起，用布包好。第二天一早，他揣着两个窝窝头，步行三里地找到邻村的老瓦匠。老头戴着老花镜，把碎片拼了半天才对齐，用和好的糯米浆混着石灰一点点填缝，又在罐口镶了圈细铁边。“这罐底子松了，以后得轻拿轻放。”老瓦匠把修好的罐递给他，掌心的温度透过陶壁传过来，“物件跟人一样，伤了元气，得好生伺候着。”
罐回来那天，老伴用温水洗了三遍，又用布擦得干干净净。虽然裂缝处多了道歪歪扭扭的白痕，倒真能接着用。她重新腌了萝卜，只是每次开盖都格外小心，像捧着什么稀世珍宝。
第二次摔罐，是他们从乡下搬到城里那年。单位分了间十五平米的杂屋，墙皮斑驳，窗户糊着塑料布。搬家那天，老杨骑着借来的三轮车，后斗里堆着锅碗瓢盆，最底下垫着那只腌菜罐。快到杂屋巷口时，车轮碾过块石头，车斗猛地一颠，“哐当”一声响，老杨的心跟着揪紧了。
他跳下车往后斗看，罐滚落在地，罐底掉了块小角，像被啃了一口。老伴当时正抱着儿子，见状突然红了眼眶：“我说让我抱着吧，你偏不听。”老杨没敢吭声，捡起罐子往杂屋里走。杂屋的地面是水泥的，坑坑洼洼，他把罐放在灶台上，罐身歪了歪，还好能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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