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玛则激动地表示，“没错，尤其是您的站位非常高。现在科学的趋势是分工越来越细，程度越来越深。我原先只是感觉哪里不对，可一直想不明白。您和汤姆逊主任的通信登报后，在欧洲科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我才发现有很多学者跟我有同样的困惑，而大家都从您的信中看到，除了更深入、更细致外，更高的高度和更广的广度对于科学研究同样非常重要。可惜现在的科学体系很难支撑这样人才的出现了”。然后突然吭吭唧唧地说，“如果不冒昧的话，能否用您的智慧，像指导用跨学科的办法和手段推进生物学的研究一样，指导一下地理学的发展方向？”
科兹洛夫一听，也两眼放光，须知地理学上的任何进步都对他们这样的探险学家有着直接的好处。
王月生有些啼笑皆非，连忙道“各位过奖了。我本人真的对于现代科学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和精深的造诣。可能是因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尤其是我少年时代接受过中国道家的熏陶，中国人，尤其是道家，把事件万物看做一个整体的系统，相互影响，同生共进，不愿意把整体的事物无限细分地去研究和分析。这点可能是中国哲学和当前西方科学的最大的不同。毕竟，科学这个词在中文中，就是分科治学的意思”。
乔玛和科兹洛夫怎可能这样就放过他。而安德鲁和赫克两位尽管是传教士，但此时全欧洲都对科学家有深深的敬意，虽然不似那两位科学界的人如此狂热，却也从自己同胞和母国报纸上看到过相关报道。尽管在西方媒体上没有像乔玛那样直接夸赞王月生，但有点科学素养的人，只要静心一想，都知道王月生那些建议的含金量和代表的水平。所以两位传教士也在一旁帮腔。
王月生见实在推脱不过，想了想，挥手让在茶室一角一直关注这边的队长过来，低声吩咐了两句。很快，队长从王月生的房间里拿了一张巨大的世界地图出来，是1899年时，国际上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世界地图版本--德国 Justus Perthes 出版社出版的 《Stielers Handatlas》（斯蒂勒地图集）的第八版。该地图集以科学严谨性、制图精细度和地理数据的前沿性着称，被学术界和各国政府广泛认可为当时最权威的地理参考之一。
王月生在四人好奇的目光中，接过队长递过来的剪刀，将整张地图各个大洲沿边缘剪下，随后将北美洲的东岸拼到欧亚大陆西北部，在众人目瞪口呆中，两个图案几乎完美地拼合在了一起。然后，非洲被塞到这两个合在一起的形状下面，又是几乎完美的契合。然后南美洲的东部又与非洲的西部和北美洲的南部拼到了一起，印度和马达加斯加两个小块则贴合到了非洲的东南部，南极洲又贴到了非洲和印度的下面，而澳大利亚转了个方向契合进了印度的东边。
众人看着几乎合为一体的新的世界地图，震耳欲聋的沉默。
其实，王月生此举是致敬后世德国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魏格纳（Alfred Wegener）于1912年首次提出的大陆漂移学说。他在《大陆的起源》（Die Entstehung der Kontinente）一文中系统阐述了这一理论，并在1915年出版的着作《大陆和海洋的起源》（Die Entstehung der Kontinente und Ozeane）中进一步详细论证。
魏格纳发现南美洲东海岸与非洲西海岸轮廓的契合性，结合古生物化石、地质构造和古气候证据，如冰川遗迹，提出所有大陆曾是一个整体（“泛大陆”，Pangaea），后来逐渐分裂漂移成现今的格局。当时学界普遍支持“固定论”，认为大陆位置不变，而魏格纳未能合理解释大陆漂移的物理机制（动力来源），导致他的理论长期被质疑，直到20世纪60年代，板块构造理论兴起后才被重新认可。1960年代，海底扩张学说（Harry Hess）和岩石圈板块理论（如J. Tuzo Wilson）完善了动力机制，最终形成现代板块构造理论。大陆漂移学说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地球动态演化的认知，成为地球科学的里程碑。
安德鲁手指颤抖地触碰拼合后的泛大陆地图，低语：“荒谬！《圣经》明载‘你定地的界限，使水不能过去’（《箴言》8:29），大陆岂可如浮木漂移？此乃魔鬼对神圣秩序的亵渎！若上帝创世时大陆本为一体，为何《创世纪》未载？难道‘分开陆地与海洋’的圣言另有隐喻……17世纪英国主教乌舍尔（James Ussher）根据《圣经》推算地球诞生于公元前4004年，即年龄约6000年，莫非真的是错的？果然如同前年物理学家开尔文勋爵（Lord Kelvin）通过热力学方法计算得出的2400万年？”。看来安德鲁还是一位身在中国、心怀天下、关注科学、与时俱进的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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